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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第1页）

。鹿鸣翻阅一本专事追述死亡英雄的《革命英烈》杂志时发现了白灵。

鹿鸣五十年代中期在白鹿村搞农业合作化时结识了白嘉轩，在白嘉轩的门框上看到过那块“革命烈士”的牌子，他写过一本反映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长篇小说《春风化雨》而轰动文坛，白嘉轩被作为小说中顽固落后势力的一个典型人物的生活原形给他很深印象。鹿鸣读了那篇追忆白灵生平死亡的文章，竟然激动不已，连着一周东奔西颠终于找到了文章作者。作者是一位满头白发的革命老太太说她和白灵曾是同学，她和白灵一前一后被地下党转到南梁根据地。白灵在根据地清党肃反中被活埋时，她正在接受审查，就住在关过白灵的囚窖里等待活埋。此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毛泽东亲赴南梁制止了那场内戕，她才幸免于难。那时候，白灵刚刚活埋三天……

鹿鸣没有惊诧而陷入深沉的思考，更令他悲哀的是，在他年过五十的今天，他才弄清楚，白灵是他的亲生母亲……

白灵一进入红军在南梁的根据地，就有一种受虐待的小媳妇回到娘家的舒展和放松的畅快感觉。她一看见那些在坪场上操练的战士，就忍不住笑得弯下了腰。令她发笑的是红军战士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是当地拦羊汉常穿的黑袄黑裤；有的上身穿一件有垫肩的国军军官呢了制服，下身却是一条手工缝制的大折腰棉裤；有的上衣是已经开花露絮的破袄，下身却穿着乡村士财主才穿的暗花条纹绸裤。帽子和鞋更不讲究了，有的戴国军士兵制帽，有的裹一块白布或蓝布帕子。脚上蹬着的有吃饭也是一样的。无论士兵，无论大队长支队长乃至最高统帅廖军长，都在一个锅里舀取同样的饭食。没有椅凳，更没有饭桌，大家一律蹲在地上，围成一圈边吃边聊，为数不多的几位女队员，也习惯了和男队员一样蹲在一堆吃饭。白灵第一次端着打上了洋芋丝小米干饭的碗蹲下去时，忍不住又笑得差点跌倒。

白灵被安排做文化教员。一孔窑洞里摆着石头树根和顺地放着的木头，战士和军官轮流上课，轮流进出窑洞，轮流坐石头和木头。她的黑板是一扇用锅底黑墨染制过的门板，粉笔是用黄土泥巴搓成指头粗细的泥条；后来有热心的战士在山坡上发现了一种质地酥软的灰白料礓石，写出字来跟标准的粉笔锭儿相差无几，从而代替泥条。战士们则一人一根树枝在地上练写，白灵在黑板上写一划，战士用树枝在地上划一划，给战士教会了“共产党红军为人民打日本救中国‘这些字，而每个人名字就分别施教了，白灵面对那些稚气未脱的小战士，感到一种庄严和神圣，这些穿着五花八门连自个名字也不会写的大孩子，注定是中国腐朽政权的掘墓人，是理想中的新中国的奠基者，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孔土窑里跟她学会了读写自己的名字。她得到上至廖军长下至小队长的表彰，也得到游击队员们的拥戴，一方面是她出色的工作，另方面则由于她活泼开朗的性格。她给游击队员教字学文化，也帮他们缝补撕裂磨损的衣裤鞋袜，报酬往往是要求他们给她唱一支家乡民歌。这些大都来自黄土高原沟沟岔岔时的娃子，操着浓重的鼻音唱出一曲又一曲悠扬哀婉的山歌，令人心驰神荡。他们生硬怪异的发音，使她听不懂歌词的意思，常常一句一句、一字一字订正后才翻释成长安官用语言。她每得到一首便抄摘到小本上，居然聚汇拢了厚厚一本，她把那些酸溜溜的倾汇爱的焦渴的词儿改掉，调换成以革命为内容的唱词，只需套进原有的曲调里，便在干部和队员中间很快流行起来，有一首居然成为这支红军游击队的军歌。

白灵半年后调到军部做秘书。军部也是一孔窑洞，有五六个男女工作人员，她对他们包括廖军长都不陌生，不过现在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她第一次见廖军长是听他给队员们讲军事课。廖军长的面貌似乎就是一个军长应该有的面相；四方脸，短而直的鼻梁，方形的下巴，突出却不显“奔”儿的额头，那双镶嵌在眉骨下眼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石崖下的深涧。白灵一下子意识到游击队员有许多张和廖军长极其相似的脸型，这是黄土高原北部俊男子的标准脸框，肯定是匈奴蒙古人的后裔，或是与汉人杂居通婚是后代，集豪勇精悍智慧谦诚于一身，便有完全迥异于关中平原人的特点而具魅力。他是整个游击队里文化最高的人，也是军事知识最丰富的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随后被迫退到关中拉起一杆共产党举行暴动。暴动失败，又退回北部高原再次组军，直到把红军仍沿用三十六军又葬送到滋水县的秦岭山中。现在的红军仍沿用三十六军的番号，他已变得聪明，变得老练，再不贸然出击了。廖军长刚登上讲台（土台子），突然指着白灵佯装愣呆呆地问：“这个同志哥儿啥时候溜进来的，我咋认不得？”白灵豁朗地站起来：“报告廖军长，战士白灵向你报到，我从西安逃来的，半个月了。”廖军长愈加显出楞呆莫名的神色问：“你是关中人？关中也有你这么漂亮的同志哥儿。”窑洞里骤然爆发出轰然大笑，白灵也不由地脸红了。廖军长恍然大悟地自语道：“我还以为漂亮的同志哥儿、同志妹儿，都出在咱们陕北哩……”然后仰起头纵声朗笑……

白灵到廖军长的窑洞去送一份密件。廖军长突然问：“大地方娃娃到沟岔里来，习惯不习惯？”廖军长总是开玩笑称她为大地方来的娃娃或同志哥儿，却从来不称她为同志妹儿或直呼其名。她说：“挺好。”廖军长皱皱眉，摇摇头说：“不好不好，你说有什么好？这儿的人除了放羊再弄不了啥。没文化，没麦子，没棉花，连水出缺得要命──你没说真话。”白灵笑说：“这儿有好听的曲儿。”廖军长赞成地点点头说：“这倒说对了，曲儿可以称得上再好没有了！我走过好多地方，包括你们大地方关中，都听不到这么好的曲儿。你说还有啥好哩？”白灵笑说：“男娃一个个都漂亮俊俏！”廖军长突然说：“给你找个女婿怎么样？”白灵就在那一刻，从身底的暗袋里摸出一条纸绺交给廖军长。那是临行时前兆鹏让她交给廖军长的。她进根据地时，没有交给廖军长，现在觉得有必要交出来了。廖军长看罢字条儿，站起来，久久地瞅着她，然后庄重地伸出右手。白灵和廖军长的手握在一起。廖军长说：“白灵同志！”白灵激动地说：“鹿兆鹏同志让我代他向你致敬！”廖军长说：“可是你……为啥到现在……才说呢？”白灵说：“我怕你太照顾我……廖军长说：”好啦！只要我活着就保你无事。以鹿兆鹏同志的名义……“

后来部队发生了揭露国民党潜伏特务事件，并因此而导致了一场内乱，使这支刚刚蓬勃起来刚刚形成气候的红军游击队又急骤直下陷入灭顶之灾。那个特务以投奔革命的名义潜入根据进时，也带着西安地下党的路条，他比白灵晚半年来到南梁，被分配给一位游击大队长做随身秘书。他在前几天突然逃亡，游击队的情报小组从获得的证据最终鉴定出这个人可怕的身份。紧接着举行了廖军长和毕政委的最高密谈，内容不得而知。又紧锣密鼓似的在当晚举行了支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内容依然不得而知。白灵开始预感到自己已跌入一种危险的境地。这并不是她过于敏感，而是凭她的常识。她平时能旁听各种重要会议，名括廖、毕二人的最高决策。凡这些会议或决策，都由他们两三个机要人员作出记录，形成文字，写成决议，整个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和军政大事都对她不存在保密的问题。她没有被通知旁听廖、毕的最高会议尚可自慰，而支队长以上指挥官会议也回避她参加，她就感到不正常，一种被猜疑，不被信任的焦虑开始困扰着她尤其是支队长以上指挥员会议之后，整个根据地里陡然笼罩着一片沉默紧张的严峻气氛，白灵从那些指挥员熟悉的脸上摆列的生硬狐疑的表情更证实了某种预感。她晚上失眠了，这是进入根据地一年多来的第一次困扰。第二天晌午，她被通知参加全军大会，会议由毕政委做肃反动员报告，宣布组成肃反小组名单，紧接着就对十一个游击队员当场实施逮捕。白灵在惊恐里猛然发现了，十一个被宣布为潜伏特务的，游击队员全部都是由西安投奔红军的男女学生，禁不住一阵哆嗦。

白灵被调出军部编入游击支队。游击队员们不再跟她学写名字，不再求她补缀衣服，更不给她唱动听的信天游曲儿，全都用一种狐疑，一种警惕戒备的眼光瞅她。白灵很痛苦却无法摆脱，整个根据地里迅速掀起一股强大的仇恨风暴，甚至比对国民党当局的仇恨还要强烈。这是对内奸的，她可以理解，却忍受不住被怀疑被仇恨的压迫和冤屈。她终于决定要找廖军长去说明自己，突然被两个女队员扯回窑洞，正告她不许乱跑乱找，这时她意识到自己早已被专人监控着。七八天后，又实施了第二逮捕，被拘捕的七个人仍然是从西安来的学生。白灵心里稍一盘算，全部从西安陆续来到根据地的二十一名学生，只剩下连她在内的二女一男了，这时她又感觉到，同样的下场已不可逃脱，而且已经为时不远。

第二次逮捕发生的前一天晚上，第一批被逮捕的十一个人中的五个被活埋。第二天，就有一张布告贴在各大队聚会的窑洞门口。白灵是在她做文化教员经常进的那个窑洞门口看到的，五个全被判定为特务。到离第一次逮捕刚刚半月时间，头批被逮的十一个中余下的六个和二次被逮的七个中的两个又被处死，同样采取的是挖坑活埋的刑罚。这种处死的办法并不被队员们看为残忍，因为子弹太珍贵了。游击队员手中的枪和枪膛里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为此有许多游击队员牺牲了性命。这个时候，在根据地发生了更严重的一个事，第一大队的大队长补充肃反小组下令逮捕。大队长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拍着胸脯对毕政委喊：“我敢拿脑袋担保那些西安学生绝对不会全部是特务！你把他们一个个活埋了等于自己消灭自己！往后谁还敢投奔到咱们这杆军旗下……”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逮捕这位大队员的命令就形成了文字也形成事实。分歧一下子从高层逐级扩散一直到游击队员中间，裂缝在迅猛地扩大延长着。廖军长在惊悉他的爱将第一大队长被捆绑押进囚窑时，终于失去了最后的忍耐，直接找到毕政委住的窑洞立逼他放人。毕政委毫不妥协：“拘押大队长是为了禁绝右倾思潮的蔓延，与潜伏特务有区别。不拘押大队长就会影响肃反进一步深入。”肃反小组被赋予绝对权力，可以审查一切人，廖军长实际只剩下对敌作战这一项军事指挥权。毕政委说：“你也防止右倾思潮冒头。”

接着发生了一部分指挥员联名写血书要求停止杀人，停止肃反的请愿活动，毕政委毫不手软把那七八个政治异已全部逮捕，而且由肃反进一步发展到揭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一批又一批指挥员和游击队员被拘捕扣押起来，他们可能只说过一句对肃反态度不甚坚决的话。肃反早已超过了原先的对象范围，也不管你是不是从西安来的那条路数了。廖军长和毕政委的分歧终于发展到表面化公开化，廖军长说：“你这是……”他气急如焚却不知给毕政委扣什么主义的帽子合适，急迫中联想到那个叛变投敌的姜政委：“你跟那个叛徒是一路子货！”毕政委没有再继续争辩，而是签发了逮捕廖军长的命令。毕政委召集全体将士会议，宣布肃反取得了彻底胜利，不仅挖出了潜伏到根据地来的一小帮特务，重要的是挖出了一条隐伏在红军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中的骨干分子结成了一个反党集团……

白灵是在这个大会上被捕的，她是西安来的二十一个人中最后被抓的一个，那是廖军长下了死令保护的结果；廖军长自己已被打入囚窑，白灵的保护也自然没有了。

白灵被抓得最迟，却被处死得最快，这可能主要是她与廖军长的过密关系被看作死党。也可能是她的野性子招致的结果。

她被关进囚窑，日夜呼叫不止，先是呼叫毕政委：“我要跟你说话！”接着呼叫毕政委的尊姓大名，随后就带有侮辱性畔性地呼叫毕政委的外号：毕——眼——镜——毕瞎子！看守囚窑的游击队员汇报给肃反小组，便决定提前审问她。白灵的嗓子堪称天生的铁嗓子金嗓子，在囚窑里像母狼一样嗥叫了三天三夜，嗓子依然宏亮，精神亢奋，双眼如炬。她看了一眼审讯她的肃反小组成员说：“叫毕政委来，我有重要话说。”

毕政委进来时踌躇满志地扶扶眼镜。白灵已无法控制腾起的激情，便执出砖头一样的话：“听说你也是‘关中大地方人’？”她引用了廖军长和她说笑时的用语，“我因为跟你同是关中人感到耻辱！”毕政委当即变了脸色：“你是最狡猾，也是隐藏最深的一个。你已经打入我们的心脏！”白灵已不在意毕政委说她是什么，说她是什么不是什么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时间，是她不可能再争取得到的和他直接说话的时间。她像一头拚死的母狮猛而又沉静地咆哮起来：“你的所作所为，根本用不着争辩。我现在怀疑你是敌人派遣的高级特务，只有经过高级训练的特务，才能做到如此残害革命而又一丝不露，而且那么冠冕堂！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就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你现在就可以取代廖军长而坐地为王了。如果以上两点都不是，那么你就是一个纯粹的蠢货，一个穷凶极恶的无赖，一个狗屁不通的混蛋！你有破坏革命的十分才略，却连一分建树革命的本领也不具备！我过去最憎恨的是那些软骨头叛徒，现在最瞧上眼的就是你这号难以形容的人……”毕政委烧骚得坐不住了，拍响了桌子：“廖军长庇护你，你迷惑了他！我早看穿了你，你骂我不在乎，这是反革命垂死的疯狂……”白灵冷笑一声说：“我早已不考虑我的下场了，我的下场早都摆在那儿了。我今天死比前半月前一月死没有两样，唯一的好处是我把骂你的机会等到了！你处死我，我也同时记住：你比我渺小一百倍。”

…………

白灵被活埋就在那天晚上，天上下着雪。其余有关活埋她的细节和情节都无法查证。执行活埋她的两个游击队员后来牺牲在山西抗日阵地上。廖军长被周恩来下令释出囹窑后又当了正规红军师长，也牺牲在黄河边的抗日前线指挥堑壕里，是被日军飞机执掷的炸弹击中的。毕政委后来也到了延安，向毛泽东周恩来检讨了错误之后，改换了姓名，现已无从查找……

作家鹿鸣也不执意要找到毕某问询什么。他觉得重要的已不是烈士的死亡细节和具体过程，那仅仅只是对未来的创作有用，重要的是对发生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的反省。

第二十九章

朱先生的县志编纂工程已经接近尾期，经费的拮据使他一筹莫展，那位支持他做这件事的有识之士早已离开滋水，继任的几茬子县长都不再对县志发生兴趣，为讨要经费跑得朱先生头发发麻，竟然忍不住撂出一句粗话：“办正经事要俩钱比求割筋还难！”引发起他的那一班舞文弄墨的先生们一片欢呼，说是能惹得朱先生发火骂人的县长，肯定是中国最伟大的县长。朱先生继续执笔批阅修改现已编成的部分书稿。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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