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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当初工党在竞选时所作的承诺，也不能悉数兑现。工业产量并没有艾德礼想象中那么乐观，工党殚精竭虑也只让产量增加了倍，比当初承诺的倍少了一些，直到1949年也没有达到理想数值。英国一度被定义为，欧洲第二个营养条件最差的国家。这些让人们开始怀疑工党的能力，抱怨声越来越大。

当人们开始怀疑他的政党，那么这个政党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有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艾德礼满腹委屈，还要听着来自民间的各种埋怨。甚至人们在接受免费医疗的时候，都不忘将政府数落一番，诸如医院效率低，配眼镜国家应该负责全部费用等等。

英国人民对工党怨声载道，最高兴的就是保守党。保守党一直对艾德礼虎视眈眈，随时随地准备抓住工党的小辫子。1950年的大选给了保守党反败为胜的机会，竞选时保守党大肆渲染国家垄断存在的弊病，消费者的权益受到的损害。工党则回避了眼下暴露出的实际问题，着重强调了政府在社会服务方面做出的贡献，并表示政府将进一步实现国有化。工党显然不希望人们只看到弊端而看不到政府的努力，它害怕人民会像送走保守党那样把自己送下执政舞台。

然而工党的担心最终还是变成了事实，在1951年大选开始的时候，保守党以重建房屋的宣言最终获得了321个席位，远远超过超过工党26个席位再次执政。

其实，工党在1950年大选时如果能做一些针对当前弊端的改革措施，可能还会博得人民的支持。可惜的是，工党讳疾忌医，而且在民怨沸腾的时候，工党又迫于美国的压力参加了朝鲜战争。战争的再一次到来让人民彻底失望了，死亡、疾病即将卷土重来，年轻人不得不延长服役时间到前线为美国人服务。盖茨克尔无奈地告诉大家，国家要在3年内为战争支付36亿英镑。这个数字意味着，英国将很快出现战后的第三次经济危机，财政赤字会随之增长。

福利国家与“英国病”（3）

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回落，很多工党的重量级人物纷纷辞职，不希望自己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这个时候，艾德礼病重住院，政府中的中流砥柱病的病，走的走，政府陷入了一片混乱。1951年，英国受到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英镑再遭贬值，工党政府黔驴技穷。

1951年，丘吉尔再次以首相的身份亮相国际。但此时的丘吉尔已经年老体衰，无法内外兼顾，于是将国内的大部分事务交给内阁中的其他成员，自己主要负责国际事务。巴特勒接任财政大臣，着手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力图保住社会保障制度。他在国内实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利用政府政策干预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工党遗留下来的生活用品配给制基本取消，就业率上涨，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和国有化稳步前行，经济逐渐出现好转。与此同时，保守党要兑现当初承诺的住房问题。与工党不同的是，在住房问题上，保守党进行了统筹规划，建立了解决住房的系统机构，由麦克米伦担任住房大臣。在专业部门的极力配合下，麦克米伦解决了资金和原材料不足的情况，鼓励地方政府发放贷款，1952年建成了住房近30万套，第二年又突破了这个数字，实现了大选时保守党承诺的每年建30万套住房的宣言。

保守党自从1951年重新执政后，一直持续了13年，大挫工党锐气。在1945年大选中，保守党落选，至此开始寻找失败的根源。保守党人发现，应该将党内的主张和社会实际以及英国人民的需求结合起来。保守党开始调整内部结构和政治措施，希望能借鉴工党中先进的政治理念，补充自己的不足。从1946年开始，保守党开始实施新的政策，广泛吸收新鲜力量，包括不少在校的青少年，同时为改革征集了大量的资金。在征集资金的过程中，保守党主席伍尔顿决定扩大募捐选区，但是要缩小每个选区每年每人的募捐数额，这样一来，选区人民不必负担沉重的经济压力，拉近了群众与保守党之间的距离。到1948年，保守党的组织已经遍布全国各地，拥有成员16万，其中大部分是思想独立的学生。

群众基础的扩大为保守党后来的当选奠定了基础，不过真正让保守党最后胜出的是本身的政治观念改革。自从英国出现了不同党派，国家体制就无法得到彻底的完善。每个党派上台，都会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制定一系列的新政策，英国就随着不同的政策左右摇摆。当一个政党连续执政的时候，国家基本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而政权更迭的时候往往会发生大的动荡。一直到1945年大选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国家需要一个固定长远的政策来维持，不管是哪个政党执政，都要实行同样的政策，也就是说，政策不能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发生变化。

最初提出这个理论的是保守党负责政策改革的巴特勒。巴特勒当时已经小有名气，在战时促使英国通过了教育改革法。保守党大选失利后，就启用了这位年轻的理论家。1946年，经过1年在各大工业区的调查，巴特勒制定出了《工业宪章》。这份文件的发布就等于保守党对外宣布，接受了工党福利国家和国有化的思想。正如巴特勒后来说的那样，工业宪章保证了，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保障充分就业和社会安全，现代保守主义坚持对经济活动实行强有力的中央指导。从中可以依稀感到，保守党正在向工党政策靠拢。巴特勒表明，这个文件要作为一个长久根本性的原则，而不是暂时性的过渡政策。此后不久，类似《工业宪章》的宣言不断涌现，巴特勒在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他希望能与工党政策结合，从而找出一个中间性质的政策作为国家的根本原则。

不过保守党的主动靠拢不代表已经彻底消除了对国有化的顾虑，巴特勒对工党实行的全面国有化一直有所怀疑。在他看来，类似钢铁、公路运输等部门应该转为私有。而且他对国家垄断不报有强烈的信心，他认为国有化会降低工人劳作的积极性，从而造成效率低下，浪费国家以及纳税人的财富，而且国有化企业的老板不见得就比私人企业的老板更能体贴员工。不可否认，巴特勒提出的这些疑问的确可能发生或是已经存在。不过从中不难看出，巴特勒仍然不够大胆，这是保守党的一贯传统。然而正是改革中的这一点保守，没有使原先的资产阶级选民因为巴特勒接受国有化而背弃保守党。

福利国家与“英国病”（4）

1954年，丘吉尔由于身体原因正式辞职，将权力移交给了艾登。1955年，又一次大选到来，政府凭借着减税措施，以及一些宣传工作，继续执政。工党面对又一次的失败，也不得不调整政策。早在1918年，工党大会颁布了工党党章，曾经明确规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一工业和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民众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确保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获得其辛勤劳动的成果和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分配和交换的内容，也同样是资料公有制。这条明显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条款，使工党被称为社会主义政党。1951年工党在大选中失败后，就已经有人提出要修改这一条带有社会主义信仰的条款，认为这是失败的最终原因。不过大部分人认为这条是工党的核心，是整个工党的凝聚力，不能轻易改动。1956年，工党理论家安东尼·克罗斯解释社会主义的根本是平等而不是公有制，国有化只是为了恢复萎靡经济的手段。他还提出，工党应该改为全民党。这说明了工党已经认识到了全面国有化的弊端，承认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体制。这个观念的转变，正好迎合了保守党政策的改变，进一步缩小了二者之间的距离。

1955年，一本名为《经济学家》的英国刊物第一次运用了一个名词，“巴茨克尔主义”。这将巴特勒与盖茨克尔的名字联合起来，表示保守党与工党政策上的接近，这也是后来著名的“共识政治”的前身。1965年，“共识政治”第一次出现在了塞缪尔·比尔的《现代英国政治》中。

如果追根溯源，共识政治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趋势。过去，党派之间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有一些中庸的思想出现，而这些比较中庸的思想给共识政治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再加上民众有着相同的要求，不管哪个党派执政，首先解决的都是民众需求。相同的需求，决定了各党派实行接近的政策。而且，英国的产业结构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两党之间的阶级利益更为相似。这些因素给了共识政治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充沛的养料。

保守党再次胜出后，事态并不像前一个5年那么乐观。艾登上台后，就面临了方兴未艾的民族解放运动，埃及在纳赛尔的带领下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还因此爆发了塞得港战役。国内出口率下降，政府只好提高税率，取消住房补贴。民众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侵害，保守党在民间的支持率开始下降。艾登羞愧难当，于1957年辞职。

麦克米伦接替艾登，着手处理国内外出现的窘境。这位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政坛老手，一上台就力挽狂澜，用其独门政策“中间道路”，解决了内外交困的尴尬局面，英国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工党为了扳回一局，不惜在1960年大选中向国民承诺，只要能让其上台，将会在不加税赋的前提下改善福利条件。保守党立即提出反驳意见，称政府不加税，哪来的钱改善福利。保守党与工党互相抨击，成为人们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人们把玩着两个党派此起彼伏的宣言，左右衡量，哪个更加现实一点。保守党在位这10年的确做出了不小的成绩，最起码人们能看到的是社会保障比工党时期更丰厚。于是，在强有力的数字面前，保守党再次高调上台。

不过这次上台，麦克米伦没能续写辉煌，国内经济一落千丈。为了填补逆差，政府只好提高税额，削减福利，提高银行利率刺激消费。可是大势已去，再多的努力都是徒劳，国内经济水平持续下降，不满政府的人兴起了罢工浪潮。

保守党已经没有什么诱人之处了，麦克米伦的威信也在日益下降。国内政治不再有亮点可以吸引民众眼球了，麦克米伦一咬牙，没有亮点就制造一些亮点来引人注意。于是，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调整内阁成员，曾经创下了一次罢免7个成员的记录。这些成员是否真的有问题暂且不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做了政治没落的替罪羊。但是这一招并不奏效，后来又爆出了政府要员的桃色丑闻，让保守党雪上加霜。与此同时，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也被驳回。麦克米伦遇到了与艾登同样的尴尬，这个时候除了离开没有更好的办法。继任首相的霍姆伯爵，也没能收拾这一片狼藉，这位新首相连话都说不清楚，最终也匆匆结束了保守党政府的使命。一家英国报纸曾这样评价这次大选：“工党险险取胜，不是由于这个党的领导人作为，也不是由于他们政策，而是由于人们对保守党大资产阶级执政13年的反应。”

福利国家与“英国病”（5）

1964年，工党体面地第三次成为执政党。首相威尔逊一上台就发现，那个表达能力有问题的霍姆伯爵并没有做什么实事，麦克米伦遗留下来的6亿英镑的逆差，他一分钱都没有补上。威尔逊满腹牢骚，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医治疗这著名的“英国病”。

所谓的“英国病”，是指在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出现的滞涨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三十年，被一些经济学家戏称为“英国病”。

“英国病”的出现还有着复杂的背景。战后的英国奉行凯恩斯的市场供求经济学说，无论在什么阶段，政府都喜欢用凯恩斯经济理论来解决。不错，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的确帮助英国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就业、投资、国家干预等问题上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成为英国各界政府挽救经济的法宝。然而这种过于迷信的崇拜，让英国经济策略变得单调，缺乏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的灵活性。而且最致命的是，政府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诱导，忽略了社会基本矛盾，而将注意力单纯放在了供求关系上，为国家的经济安全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

除了政府对凯恩斯的盲目崇拜，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各党派之间的争斗往往都拿经济作为交换条件。不论是哪个党派，都在竞选时向人民许下一些发展经济的诺言，上台之后便慌慌张张地准备兑现诺言。这种紧张的气氛，导致了政府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诺言的心理。凯恩斯理论被用来制造短期的经济繁荣，加上诸多不稳定的因素，最终导致了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然后政府会再利用凯恩斯理论制造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象，这样的恶性循环，使英国经济一直无法得到持续的发展。

在二战刚结束时，英国尚且能名列前茅，到了20世纪中叶，就已经被德国、法国、日本等后来者超越。英国成为大国中的病痨，萎靡不振。

威尔逊的上台似乎也只是延续了从前的恶性循环，他急于实现大选时的诺言，争取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复苏。于是，他增加了进口产品的附加税，提高银行利率，削减军事开支，还欠了30亿美元的外债，勉强对付了一些经济问题，但是离当初的诺言还相差甚远。另外，工党在下院中的支持率也不乐观。所幸的是，威尔逊是个善于调节党外关系和矛盾的政治家，只要稍稍用一些政治手段，下院那些人还是很好对付的。果然，工党在补缺选举中获胜，接着在大选中也大获全胜。

胜利的喜悦还没有退去，“英国病”就再次加重。经济危机的到来让威尔逊措手不及，失业率开始翻倍上涨，随之而来的就是民怨沸腾，国际收支逆差。同样的经济问题反复了几十年，威尔逊意识到过去的经济政策已经过时，于是，削减了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开支，增加消费，这个措施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应该会看到成效。可惜的是，英国不久发动了对埃及的侵略。那个时候的英国已经不同于大战之前，已经没有能力来满足帝国向外侵略的贪心。战争让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开始抛售英镑，把钱握在自己手里，国家外汇减少。威尔逊的经济政策已经不起作用了，英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贬值。

整个国家被搞得人心惶惶，幸好威尔逊在政坛上打拼多年，不仅有铁齿铜牙，还有政治手腕。他出台了一些新的法例，规定凡满18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人工流产合法等，暂时保住了这岌岌可危的执政宝座。

1969年，威尔逊的经济政策初有成效，不仅抹平了国际收支中的逆差，甚至出现了盈余。这为工党在地方的选举中赢得了胜利，然而这胜利却没有持续到最后。大选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威尔逊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保守党看似十分低调，也没有为大选做出什么努力，结果却出人意料地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工党。

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结果，就真实地摆在威尔逊面前。自从霍姆奇迹般地成为保守党领袖的那刻起，保守党就决定改变以往产生领袖的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保守党的领袖是由“1922年委员会”负责推选的。这个组织成立于1922年，其中的成员大多是高级官员、退休###或内阁成员，当前任领袖离职，还没有明确继承者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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