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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部分（第3页）

即便在北京这样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城，哪怕在上海那样时髦新潮的当代都会，器宇轩昂操着标准京腔的北京人儿，以及小鸟依人说着宁波官话的阿拉上海人，上溯三代至多五代，谁个敢于断然宣称：自己的祖宗不是从农村来的、不是农民呢？辉煌数千载的农耕文明，曾经托举起了长安、洛阳、杭州、汴梁那样的大都会。封建时代法定的或者约定俗成的社会等级叫做“士农工商”，“耕读传家”向来是国人尊奉的理想生活模式。

农村，并不是什么令人生畏的蛮荒之地；农民，并不是什么低人一等的贱民。

城乡，本来相互依存，水乳交融。方域地界相接，辐辏交错；人员血脉相连，手足情谊。

然而，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由于人所共知的、或许是一般老百姓说不清的原因，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社会地位坠落到二等公民乃至最低等级那样的地位；农村，古今诗人吟唱田园牧歌的大好乡野，成为上等人不屑一顾的地方，成为落后、愚昧、贫穷、肮脏这些词汇的同义语。

我们的父老乡亲，几乎只是在歌星们忸怩作态的煽情表演中受到虚拟的尊重。他们苦难的皱纹有如水土流失严重的深沟大壑，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他们紧抿的嘴巴好比干涸的古井，喑哑地仰望天空。农民，处于严重的失语状态，除了忍受，就是沉默。农村，我们所有人的根，被割裂在国家的整体格局之外；那儿，紧挨着大大小小的城市，却仿佛距离我们无限遥远。

所谓“三农问题”的提出，是必然的。

我相信，除了极个别的分子，我们多数人，农民的儿子和农民的孙子，会天然关注农村――我们古老的家园，会由衷关注农民――我们的父兄。

长篇小说《兄弟如手足》，就在这样的思考背景下进入了我的叙述过程。

我出生在太原。幸运的是，我小时候曾经被父母送回乡下交由我的祖母看护。从两岁到十二岁，整整十年。我成了一个地道的乡下孩子；或者说，我被传统文明、农耕文化滋养长大。

作为在中国文坛也还知名的小说家，我主要书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我的文化之根从来没有断裂过。用城市的或者是当代的眼光来反顾农村生活，用全面的或者历史的尺度来把握城市节奏，对我而言，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当所谓“寻根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当评论家们为之大肆鼓吹、欢欣鼓舞的时候，我好像一个智慧的农民一样，在一旁善意微笑，保持沉默。我以及我的作品始终不曾得到热心的评论家们太多的关注，大家的文化养成差别很大，难得共鸣。我知道自己比诸位寻根者早已走了多么远，比诸位探索者早已掘进了多么深。

我一直有着自己的骄傲。作为农民的儿子与孙子，作为从农村出来的一名作家，我不需要寻根。我几乎天然地具备乡下人的眼光和立场，中国立场。我没有那样伟大――代圣贤立言，但我如此自豪――我在努力替代失语的农民发出声音。

我甚至大放过类似的厥词：在当代号称书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家里，对农村的了解，对农民的认识，对乡土文明的感知、对民俗文化的吸纳，无有出张石山其人之右者！

当老天突然落雨，城里人会奔忙躲雨，有的发出恼火的诅咒。这，很正常。然而，我不会。我会下意识地掐算农时节令，看看这场雨水对墒情好不好、对庄稼有无作用。

当我们巷子口外的集贸市场上粮食和蔬菜涨价的时候，市民们、下岗职工们、包括作家们，非常可能不高兴。这，也很正常。然而，我不会不高兴，而恰恰是特别高兴。我知道，粮价菜价始终太低；多少涨价一些，绝大部分利润也会被中间贩子赚取。但我还是高兴，为种粮种菜的老农老圃高兴。在我们的工资里，才拿出多么少的几分钱来应付蔬菜涨价的呀！不嫌蔬菜昂贵、反嫌蔬菜便宜，人们也许要说我有病。我对自己能有这样的病、这样有病，几分得计、几分快意。

三农问题呼喊出来之前多少年，我早已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过了；三农问题终于提出，我不爱凑热闹，但这个热闹我立即凑了上去。

《兄弟如手足》，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入了我的创作过程。

我省著名评论家李国涛先生，曾经专章著文评价过我的整个小说创作。他有一句我认为几乎是至高无上的结论式的评价：在山西文坛、在中国文坛，“得赵树理真传者，张石山一人而已。”

感谢胡适先生一代学人，开白话文学之先河，割划时代，功高千古。普通识字者，能够幸福地看书写字。敬佩赵树理先生一代作家，实践白话写作、倡导大众文学不遗余力，一般认字人，能够胜任愉快看小说、甚至能够率尔操觚写小说。

赵树理先生我不曾见过他的面，但阅读过不少他的小说作品。我的小说创作当然有所师承，中国古典、中国戏剧、民间话语等等，皆有吸纳。早年阅读赵树理先生作品的经历，当然也有形无形影响过我。但是，除了语言风格，除了他的白描，他的幽默智慧之外，我觉得自己师承这位不曾谋面的老先生最多的，不是小说写法之类，而恰恰是他的人格，是他的对农村和农民的之死靡它的关注。

后记：手足的关注（2）

一些老作家，得了大宗稿费去缴纳党费，这，当然相当无私高尚，无可厚非。而我们的赵树理先生却把大宗稿费无条件馈赠给他的家乡农村农民，有如乌鸦反哺。这，我以为更加无私，更加高尚。

赵树理把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他不仅希望自己的小说通俗易懂，而且希望它们能够发挥匡扶正义、革除时弊的作用。然而，小说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毛泽东曾经严厉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老人家是太高抬小说了。小说哪里能够反党，正如它哪里能够济世救民。所以，当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味胡闹，搞得农村乌烟瘴气、农业几近崩溃、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赵树理明白：写作什么问题小说早已来不及呼喊问题、引发疗救的注意了。他毅然向中央上了万言书。

――与之同时，我们的彭德怀元帅在庐山发难，同样为农民大声疾呼，上了万言书。那位湖南农民的儿子，与这个山西农民的儿子，一文一武，不约而同舍出身家性命，冒死犯险，逆鳞直谏。巧合的是，或者说自然而然的是：当赵树理的开山之作《小二黑结婚》在根据地得不到认可的时节，是彭德怀元帅，是那个惯会打仗的彭大将军，看中了赵树理的这部非同寻常的小说作品，断然举荐，使之有如石破天惊，一飞冲天。

当今时代，早已换了人间。我们欲要为农民说几句话，欲要呼喊一番三农问题，即便说的不很客观准确、喊得不很文明雅驯，已经不用害怕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去北大荒劳改，去秦城监狱住单间号子。我难道不应该趁此大好机遇，发挥我的职业优势，为农村农民、为打工族们做点什么呼吁点什么吗？

《兄弟如手足》，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我的书写过程。

所以强调“兄弟、手足”这两个字眼词汇，我当然不是率意而为。工人和农民，城里人和乡下人，难道不是兄弟吗？难道不是彼此相依为命的手足吗？这样的一点寓意尽管直白浅陋，我也顾不了那么许多。我愿意直接呼喊：农民，本来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打工族，本来就是我们的同胞兄弟。鄙视农民，犹如数典忘祖，简直就是欺天。小瞧歧视打工族，就是歧视我们的兄弟姐妹。太不人道，太过没有人性。

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我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在小说中，我设计了兄弟二人，金河与银河。一个读书上了大学，成为一名城里人；一个自幼失学，地道的农民，如今到城里来打工。他们本来就是兄弟啊！他们果然手足情深，在共同的打拼中，事业获得成功、爱情得以圆满、人格得以升华、潜藏的能力得以激活。

在虚构的小说中，他们不再总是失败，不再总是倒霉，而是好人终有好报。也许，戏剧式的安排处理，缺少了几分深刻、背离了几分残酷的真实；不过，我乐意这样来设置编排。我们的农民兄弟，应该扬眉吐气、应该大获成功，哪怕仅仅是在一个作家的小说虚构中。

然而，小说的黄金时代却已经基本过去。影视传媒，遍及城乡家家户户的电视机，好生了得。有人在诅咒，低俗文化大行其道；有人在担心，国人几乎都变成了“看电视的猪”。

诅咒担心，无济于事。

老天要下，老娘要嫁，谁奈其何。

至少在我，学了美国一句俗话来效法：“战不胜它，莫如加入它”。

向来，我也不曾将自己列为什么精英，或者打扮成所谓精英。我的小说，在语言上，历来走雅俗共赏的路子。不怕一般老百姓看得懂，当然也不惧专家学者来挑剔。那么，我又何必拒绝电视剧之类的大众传媒呢？难道，我们的作品害怕多数老百姓看得懂吗？

我为自己的彻底通俗化而寻找理由，好比文化精英为他们的过度精英化寻找理由。大家自说自话，各办其事罢了。

长篇小说《兄弟如手足》的原始构想，结果如愿以偿地改编成了电视剧《手足》。由万科文化公司摄制完成，荣誉出品。当红小生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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