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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2页）

陈布雷这一时期，忙虽忙，心情是比较愉快的。他在回忆中还谈到：“蒋公某日约龙主席同乘飞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属第一次，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亦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故到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仅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

6月，陈布雷随蒋介石转贵阳回重庆，又到成都，住陕西街行辕。这时候，南京来了几个客人，朱家骅说：“南京以蒋公外出日多，渐有纷纭轧砾之象，行政院与监察、司法各院间，颇多龃龉，赖叶楚伧秘书长弥缝调节，才勉得相安……”

陈布雷知道四川的事还没有“摆平”，他对朱说；“大敌在前，宜尽祛疑虑，既信任领袖，即应信任领袖所信任之人，共度艰难，忍辱负重，使中枢安定。”

7月，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分批训练四川各派系军官。军官训练团办在峨眉山下报国寺、大佛寺各庙内，不够住，在附近搭了帐篷。

这个军训团完全是军事编制，团以下设营、连、排、班，三三制，每班十二三人，全团约一千四五百人。蒋介石自兼团长，刘湘为副团长。教育长陈诚，团附邓锡侯、刘文辉。营长以军长充任，连长以川军中旅长充任，每一个连又以一个中央军团长充任排长。学员都是川军的团长、营长以上中校、少校人员。

陈布雷住在新开寺一个小木房内，低矮如谷仓，为蒋介石准备训练材料及整理讲稿，撰拟文字。但是蒋介石并不全照念讲稿，有时信口开河训话。

陈布雷随同蒋介石去过临时搭的大礼堂。

大礼堂讲台上方横额“拥护蒋委员长”，下面贴上“攘外必先安内”大字。一是“拥蒋”，一是“###”，情势很显明。没有一张反对日本侵略的标语，只有一张“团结一致复兴民族”的标语。这样布置，研究的时候，陈布雷也在场，蒋介石亲自指示：“复兴民族就是抗日。不要公开提抗日，这样会惹起外交上的麻烦事。”

蒋介石在训话中除了反复讲全国统一在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所谓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之外，再就是讲为了复兴、建国，必须清除“奸党”，消灭“奸军”，天天骂共产党、红军。有时竟大揭地方军人的丑态说：“我从成都乘车来峨嵋，在途中遇见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身旁经过，仰卧倨傲，丧失军人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陈布雷听了捏了一把汗，因为他知道四川军人不好对付，这样责骂恐刺激太深。后来蒋介石自己也对陈布雷说了此事：“刘湘、邓锡侯、刘文辉的训话不知什么味道。刘湘大谈打游击，打日本；邓锡侯说什么‘过去枪口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一个领袖之下，应一致对外’；刘文辉更混账，举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例子，大谈反对侵略，复兴民族，都离开了‘安内攘外’的原则，以后不要他们训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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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蒋巡视川、黔、滇（4）

8月，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拟回南京去一次，布雷先生，你离家也有几个月了，和我一起回京，顺道到莫干山去访黄膺白，把立法院宪法草案初稿带去。这个宪法草案，你还可以找程天放、萨孟武、梅思平三人研究，有事可直接给我来电。我去京后，不几天就返川。”

陈布雷9月就立法院宪法草案初稿，详加斟酌，另拟一修正案，花了几乎一个星期，携稿西行，再赴成都，交给蒋介石。此时训练团已结束，陈布雷住成都，比较空闲，往访成都文士所尊的“五老七贤”，一直到开六中全会才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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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泰之自负与陈布雷之谦诚

杨永泰陈布雷进入侍从室后，抗战八年，位置一直没有变动过。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一直很信任，不仅蒋氏夫妇，就是蒋家天下陈家党的陈氏兄弟以及蒋氏其他亲信与陈布雷的关系也一直比较好。这里不仅有陈布雷的为人比较诚恳一面，待人以诚；而且陈布雷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大家对这位夫子放心；尽管蒋介石几次想给陈布雷封官，如抗战胜利后想把陈扶出来给一个文官长当当，可是陈布雷始终不愿挤上政治舞台。这里就必然要提到蒋介石另一个重用过的幕僚长，那是在陈布雷进入侍从室之前的曾经当过委员长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比陈布雷要大10岁，也很有才华，17岁考中秀才，22岁进入广东高等学堂，后到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学过法律，也过当《广东报》记者、编辑，才思敏捷，文笔雄辩，其经历与文才与陈布雷不相上下，不过出道比陈布雷早，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是，杨永泰政治上投机，野心勃勃。开始跟随孙中山，孙中山还点名要他出任护法军政府的财政厅长，可是杨永泰却嫌中山先生无实力，就与西南实力派一起排挤孙中山，当上广东省省长，后来西南实力派分裂，杨的丑行被揭露，于是跌下深谷。1928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重返南京执政，杨永泰此时48岁，他看中蒋介石，就通过熊式辉想投靠蒋介石。他给蒋出的第一个主意是“削藩”，建议蒋介石扣留李济深，收买冯玉祥手下大将韩复渠、石友三，瓦解李宗仁、白崇禧，深得蒋介石赏识，杨永泰为蒋介石献的第二个计是“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共”，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建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杨永泰随蒋赴江西，任行营秘书长，蒋介石调5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财政困难，杨永泰又为蒋出了一个“禁烟督察”的筹财办法，这就是打着禁烟牌子，将鸦片买卖垄断起来。红军从江西根据地撤出，杨永泰又为蒋介石出了个一箭双雕的办法，这就是设“重庆行营”，让中央军入川“剿匪”，一面又可加强对川黔军阀的控制。杨永泰以行营秘书长跟随蒋介石入川，陈布雷也以侍从室二处主任身份随侍蒋介石左右。不过，杨、陈两人地位不同，而且活动能量也不同，盖在一有野心，一只是为蒋介石服务。杨永泰已开始拉帮结派，从南昌行营内的党政委员会6个处长名额就可看出，其中5个竟是杨永泰推荐和与杨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人物，这一点引起了CC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大为不满。后来杨永泰甚至想当行政院长，于是国民党内好多高官也纷纷弹劾杨永泰，蒋介石也感到杨永泰政治上野心太大，于是在1935年12月把杨永泰放出去当上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任省保安司令。于是，蒋介石和蒋介石手下陈氏兄弟等对陈布雷更加予以信任，所以陈布雷得能成为蒋介石之“文胆”，而最后，杨永泰不免被暗杀。

1936年4月中旬，中统秘密电台收到一份日本汉口领事馆拍回本国的电报，电报中说日本总领事宴请杨永泰，“杨永泰表示日本在中国的诸等事项他可以负完全责任。”陈立夫于是决定“名正言顺”除掉杨永泰。1936年10月25日上午11时，杨永泰从汉口日本海军司令部谈判出来准备回武昌，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的轮渡码头上，突然背后响起枪声，倒在血泊中，终年56岁。

陈布雷在1936年10月26日日记中有很简短记载：“今日阅报知杨畅卿于昨日下午在汉被狙击逝世，即电唁其家属，畅卿为人自负太高，言论行动易开罪于人，一般对之毁誉不一，然其负责之勇，任事之勤，求之近日从政人员中亦不可多得，竟犯非命，致足惜也。”陈布雷是否知道被杀内幕，从日记中看不出来，但杨得罪人太多他是知道的。

从此，陈布雷在蒋介石机要人员之领军地位就更加被确认了。

陈布雷侍从室以外之工作（1）

——收集国内外和各省资料陈布雷自进入侍从室之后，首要任务当然是为蒋介石起草文告，受蒋委托，接见军、政、教、商方面要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但他也收集了不少国内外重要资料，非常用心，用蝇头小楷一一详细摘录下来，例如1935年3月5日中记有：

《国闻周报》第八期载戈公振访问苏联集团农场记，记苏联农业经营之方式如下：

（一）国营农场（State　Faxun）俄文简称Soohog，译为苏维埃经济，系就从前荒土或大地主占有之农地，由国家直接管理，用最新方法机械耕种，按地之饶瘠，定出产数量大约以23纳于政府，13留场自用，组织与工厂无异，可称为出产粮食的工厂。

（二）集体农场（Collective　Faun）简称Kollog，译为集合经济，分三种方式。

第一种：集合耕种，集合多人的土地同耕，收获则各归各有。

第二种：antel（劳动协社）不仅劳力合作，农具磨坊牲畜收获无不合作。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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