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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孙氏家族目前排序的二十个辈分是——

士克祖家传

多方以自全

同心仰化日

守土享长年

孙传瑗，号仰遽，字养癯，在孙氏家族中，是小房之后。小房出大辈，他的辈分在谱序中排第五。孙家鼐是长者，高他一辈。孙毓筠名多琪，字竹如，号少侯，和孙多森、孙多钰一样，要低孙传瑗一辈。

从小受孙氏家族的影响，孙传瑗对科考充满敬仰，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和孙家鼐一样，通过科举考试，青云直上，光宗耀祖。但作为有抱负的年轻人，身处晚清时代，山雨欲来，政治动荡，又不能不激情如火，热血沸腾。在这方面，孙毓筠又是他仰慕的英雄。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孙多森在寿州城南街楼巷创办私立阜财高等学堂，首批招收七十五名学生。此举在寿州引起轰动。参加完开学典礼，回来的路上，三十三岁的孙毓筠突然意识到，自己年龄正一年年老去，而要完成拯救中国之大任，更多希望是在下一代的身上。一贯不满足于平静生活的孙毓筠，又做出了让家人大为震惊的举动，他将家产变卖，所得钱款，租借北街僧格林沁祠旧址，于次年2月，创办了寿县第一所新式学堂——蒙养初等学堂，当年学堂招收九十名学生，孙毓筠自任堂长。虽身为堂长，但孙毓筠并不大关心学校事务，而是同张树侯、柏文蔚等激进人士，在寿州城内改良藏书楼，成立“阅书报社”、“强学会”等团体，向民众灌输新思想、新知识。同时组织“天足会”，鼓动年轻女子放足，回归人性。

也就是这个时候，孙传瑗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投奔到孙毓筠麾下，到蒙养学堂当了一名国文教师。

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毓筠追随留学热，又东渡日本求学，寿州城的蒙养学堂，便交由孙传瑗等几个年轻教师当家。

孙毓筠一走，柏文蔚也离开了寿州，赴南京任第九镇二十三标二营管带。轰轰烈烈的寿州城，似乎一夜间就冷静下来了，蒙养学堂也归于沉寂。孙传瑗坐不住了，同事汤葆明也坐不住。汤葆明年龄略长，但思想比孙传瑗还激进，到蒙养学堂来教书，就是冲着孙毓筠过来的。两个年轻人志同道合，就商量着要弄出些什么事情来。思来思去，眼睛一亮，同时喊出了“剪发”的主意。

“断发易服”起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当时康有为上递奏折，请求断发易服，维新变法。但此举遭到守旧者的强烈反对。而男人脑后的那根辫子，剪与不剪，到最后，甚至上升到是否拥护革命的一种具体表现。

光绪末年，寿州城虽然涌现大量革命志士，但毕竟还是千年古城，民族认同和文化记忆，依然有自己的顽固和僵化。在这里进行“断发易服”行动，其后果，可想而知。

但孙传瑗和汤葆明依仗他们的年轻，还是实施了他们的“革命”之举。

开课前的例行操会，学生们都集中在祠堂前进的院子里，现场气氛十分凝重。孙传瑗和汤葆明，不言传，只身教，身后辫子甩到胸前，左手相握，右手执剪，略微一使力，拖在脑后十多年的辫子，便不再是身上的赘物。“剪辫是身体解放的第一步，身体解放才有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才能有革命党人的事业。”如此慷慨激昂的鼓动，立刻引发出学生们强烈的情绪。

“老师，我要剪！”

“老师，先剪我的！”

“先把我的辫子剪掉！”

不到半个小时，除个别年弱和胆小者外，蒙养学堂里的学生，个个身后都空荡荡的。

虽然身为人师，但相比学堂高年级学生，孙传瑗也只略年长，仍然还是个毛头孩子。一时冲动的“剪发”，虽图得一时畅快，但随后在寿州城引发出一系列反响，以至于蒙养学堂不得不关门停办，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从“剪发”风波的那天中午起，就不断有学生家长到学堂里来，斯文些的，平心静气向他们讨要说法；蛮横些的，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也有些家长抱着孩子的头只知道痛哭。还有些以此为借口，追着孙传瑗他们要求经济赔偿。年龄稍大些的学生，不满家长的保守思想，犟着脖子和他们对抗。也有开明士绅出面帮忙做安抚工作，但更多的是保守的地方长老，也不说话，抱着双臂，就在一边看笑话。整个蒙养学堂乱成一团。孙传瑗和汤葆明深深体会到“度日如年”的滋味。这中间，既有对世俗压力的愤恨，也有对世俗压力的无奈。　。　想看书来

一、　晚清斗士孙传瑗（3）

经过两日的思考，他们决定带学生投奔省城安庆，为他们的革命理想，寻求明确的前进方向。

建议得到了五十余学生的强烈支持。

他们是趁着暮色悄悄离开县城的，大片大片乌云压在寿州老城墙上方，风在半空中发出“呜呜”的鸣叫。孙传瑗走在队伍的后面，带着留恋的心情，最后望了宾阳城门一眼。他知道，这一别，就可能不再回到这座老城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1912年的这六年，对于安庆，对于安徽，是政治变革最为痛苦，最为无常，最为彻底的六年。这六年，同样是孙传瑗人生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六年。其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岳王会安庆分部长常恒芳，一个是《安徽通俗公报》主编韩衍。

孙传瑗带寿州五十余蒙养学堂学生到安庆，投奔的就是安庆尚志学堂。从集贤门进安庆城，走北门内正大街，向东转，藏书楼之左，便是尚志学堂。尚志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人冯汝简，“不应光绪甲辰年礼部试，而为兴学尽力奔走”，在教育界，被传为佳话。民国后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的陈独秀、教育司司长的邓艺荪等社会名流，对尚志学堂创办，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极大支持。尚志学堂实际也是安徽革命党人的活动基地之一。与学堂一墙之隔的藏书楼，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十七日，大雨滂沱，二十四岁的陈独秀，撑着一把红油纸伞赶过来，就在这里，主讲了著名的“安徽爱国会演说”。操着浓浓的安庆乡音，他喊道：“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台下来自安徽高等学堂、安徽武备学堂以及桐城中学堂、凤鸣中学堂等三百余青年，掌声如雷。

常恒芳时任尚志小学堂的训导主任，孙传瑗和五十余蒙养学堂学生到安庆时，他正与岳王会几位同志商谈近期工作。闻知寿州蒙养学堂五十余师生集体从寿州投奔省城，他匆匆赶回学堂。

常恒芳高高大大，也是北方汉子的性格，见到孙传瑗的第一句话，就显得特别的地道，“到了就好，到了这里，大家就算是到家了。”

孙传瑗听了心里一热，几天里受的苦累，顿时烟消云散。他的两眼湿湿的，泪水围着眼眶打转转，马上就要流出来。

孙多慈父亲孙传瑗，孙多慈作。

当晚就做出安排，年龄稍小些的学生，全部安插在尚志学堂继续学习，汤葆明负责他们的起居生活。另一部分年龄稍大些的，因为此时孙毓筠在南京，柏文蔚也在第九镇二十三标二营任管带，因而由孙传瑗带队，当晚坐船到南京，交由他们另行安排。常恒芳年龄大不了两三岁，但处事果断干脆，这既让孙传瑗开了眼界，又打心眼里由衷佩服。

两个月后，孙传瑗从南京回安庆，重返尚志学堂，成为常恒芳左右。常恒芳是安徽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后去安徽公学读书，在那里追随陈独秀、柏文蔚等，组建了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担任安庆分部长。接受邓艺荪邀请，来安庆出任尚志学堂训导主任一职，也就是想借此平台，为岳王会在安庆的工作打开局面。事实上，此时的岳王会，因陈独秀东渡日本求学，柏文蔚赴南京就任军职，重心也随常恒芳移到了安庆。

这是孙传瑗生命中最具价值的一段时光，那些天，他跟着常恒芳，或是到东门外的迎江寺，坐在振风塔下，商谈岳王会下一步的工作；或是出八卦门沿西门大街走到大观亭，钻到松树林里，讨论多变的安徽革命形势。有时候也带高年级学生过去，那时候会跑得更远些，在马山附近的地藏庵，说是进行兵式体操训练，实际上是遮人耳目，掩护他们的革命工作。大多时候，常恒芳是主讲，孙传瑗和其他的人在一边只有听的份。常恒芳极具逻辑思维，说话有条有理，你没有理由不佩服他。

那一阶段是岳王会的低谷阶段，在安庆，他们的成员甚至还不足三十人。后经过努力，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吸收的成员，都是“老三营”的人。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安徽巡抚招募三百新军，交由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训练，称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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