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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九章 老虎棒子（第1页）

对高丽的示好不闻不问甚至往外推，真的是大定短视还是秀逗么？当然不是。tayuedu

熙宁四年，高丽派遣民官侍郎金悌使定，使团有近一百一十人。金悌到达汴京后向明宗献高丽大量特产，高丽使者得到了宋帝的热情款待，诏待之如宁国使。

在定丽复交友好相处时期，大定朝廷中出现一派反对定丽复交的朝臣，尤以苏轼为最。

他就定丽关系先后向明宗上奏七封奏折，有《高丽进奉状》《论高丽进奉第二状》《乞命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等。

他在定丽政治交往方面的主张是：高丽是辽之盟国；中断定丽关系可避免定商借口往高丽而通辽，与高丽的交往并没有给大定带来益处，反而损失了大量财力和人力。

苏轼在对高丽文化交流上主张对髙丽严格实行书禁，对两国科技艺术交流也持否定态度，对定丽佛教文化交流进行干扰。

是苏轼糊涂吗？答案自是否定的。

苏轼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一文中指高丽为“无厌小国”，并称：“高丽人使，每一次人贡，除官吏得少馈遗外，了无丝毫之利而有五害。”苏轼对联丽制辽（燕）战略说不，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从经济上看，实施联丽制辽的战略投入大，成本高，已成为朝廷和纳税人很大的负担，实在难以为继。为迎接高丽来使，在高丽使者所经的路线上，专门建造“高丽亭”接待他们。苏轼叹其工程浩大，劳民伤财，将其列为“五害”之一。定人笔记文献中多次提到朝廷“待高丽之礼特厚”的情况。如在明州，高丽使臣一踏上大定的土地，便有使馆接待，有引伴使在等候，并且沿路都设有亭馆，专门待高丽使来。在苏州，于城中辟“怀远”、“安流”二亭，及盘、阁之外各建大馆，为亭栈之所。其他如京东、淮南等地也都筑有高丽亭馆，以致密州、海州之民不堪劳苦，纷纷逃亡。定廷还在河北设五都仓，通好高丽，如此巨大的接待丽使开支，费悉官给。甚至对高丽国的贡赐贸易也特别优待，诏立高丽交易法。高丽借朝贡而趋利，每次来定的人员都比较多。这种大规模使团的接待是要花费不少银两的。而高丽人所朝贡的，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其却利用朝贡之名从事贸易活动，以此获得利益。大定花了差旅费给高丽人做生意，还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并给予优厚的赏赐，这对高丽来说简直太划算了。高丽也正是看到了大定外交的矛盾，而大行其便。元丰三年批“高丽国王每朝贡，回赐浙绢万匹，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有伤事体。宜自今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永为定数”。这就是说，无论高丽贡品价值几何，定廷都回赐浙绢万匹。此外，苏轼还质疑：“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

从安全上看，联合高丽容易泄露军事机密。辽以及西宁、燕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大定的江山，在这一点上，大定君臣神经一直紧绷着。对辽、燕，大定是“禁出文书，其法甚严”。但对高丽的疏于防范却使得辽有了可乘之机。于是，高丽就成为辽燕获得大定情报的重要来源。因为，高丽采取的政治上对辽国朝贡、文化和经济上跟大定密切往来的双轨政策，是得到辽默许的。苏轼言高丽使节来定后，“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朝臣如苏辙也曾多次提出与高丽交往有失密的可能。如“高丽之人所至游观，伺察虚实，图写形胜，阴为契丹耳目。”苏轼认为与高丽交往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招致辽燕而引来对大定的不利，而高丽态度暖昧，游离于定、辽之间，其与定交往的目的，也在苏轼的怀疑之内。与高丽的交往，在客观上会造成失密、资助敌国等等不利于定的结果，这都是苏轼反对深交高丽的主要原因。

从地缘上看，高丽与辽国接壤为邻，大定与高丽隔海相望，并不接壤。辽丽关系比辽定关系更加攸关于高丽的国家安全。高丽面对契丹的强大武力，为势所迫，不得不接受契丹册封，尊奉其为宗主国。

从政治上看，高丽为契丹的属国，奉辽国为正朔，屈居藩国，专事契丹。随着高丽向辽称臣纳贡，辽逐渐确定了对高丽的宗主国地位并一直保持到辽国灭亡。从定与高丽的交往内容中可以看出，两国的交往主要是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的，并没有促成实质的军事上的同盟。

应当说，苏轼对联丽制辽战略实践效果的判断是正确的。大定为其奉行的“联丽治辽”政策付出甚大，但联丽的实际成效却根本没有进展，可谓是得不偿失，苏轼、苏辙及其他反对联丽的定臣的失望和不满不能说没有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反对联丽制辽态度的人数越来越多。原因就是大定与高丽间的抗辽联盟始终没有形成，“联丽治辽”政策的初衷和目的无法实现，大定所得收效和与其投入反差太大。

冯过自是了解这其中种种源由，即便在那个时空，棒子国也是善于以小搏大，独善其身，对外交分寸的拿捏十分老道，善于投棋布子，应对出招，国家虽弱，外交不弱。对大定来说，欲图存自强，除了对内富国强兵、加强凝聚力以外，对外定廷拟争取与国，结交盟友，以行“联夷以制夷”，造成均势，或企图形成“犄角”之势。高丽与契丹、女真、蒙古境土相接，自然是大定极力争取的对象。但从高丽方面来看，契丹凭借其与高丽接壤的地利，兵强马壮的国力，压迫高丽臣服，使之与定争衡中占据优势。契丹和定的国力都远强于高丽，定和契丹关系的变化足以影响高丽的国家利益。为了适应现实环境，高丽两边都不得罪，藉以权衡，采用灵活的策略，即对契丹称臣受封，行辽的年号。又与定友好，给定文书用甲子纪年，甚至在个别时候对辽用辽的年号，对定用定纪年。当辽国压迫高丽太甚时，高丽就打大定牌，把定抬出来抵制之。

比如崇宁二年，常佶即位的第三年，定遣明州教练使张宗阂等三十八人至高丽，同年又遣户部侍郎刘遴、给事中吴拭等奉使高丽赐物，咨文行册礼事，并带医官四人往高丽，从其表请。崇宁帝遣使的意图很明显，是要力图打破百年以来形成的三方格局，把高丽争取过来。但高丽考虑再三，最终没有接受大定的建议而婉言谢绝。在大定、契丹、丽博弈中，高丽最弱，但似乎一直游刃有余。

而在辽金战争中高丽又采取中立态度，避免卷入任何一方的冲突中。一旦金灭辽，高丽旋又投入女真人的怀抱，这波操作真心不是一般的秀啊。

国家弱小无能时，就算你什么都没做，也会有侵略者来挑衅，国家有了实力之后，侵略者自然会卑躬屈膝。

大定又何尝不是如此？

至于中国那么强大，为何就一直没有占领朝鲜半岛这块弹丸之地呢？宗泽如是分析道：

第一，朝鲜半岛太怂。

中国因为太过强盛，基本上遵循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也就是天下都是我的，只要你臣服那就是我的。而高丽国从卫满朝鲜开始，刚独立就称臣纳贡，而且此后一直装孙子。只要中原统一，或者稍微建立了大一点的政权。朝鲜人无论谁统治，第一时间就跑来朝贡，向中原皇帝表示臣服。对中原皇帝来说，要的就是臣服，一般臣服了就不会再打了，因为你臣服就是我的臣子，我不需要打了。而高丽人早深刻研究了这一点，对于中原王朝都是毕恭毕敬，连一些小的王朝，如辽、宋、金等，其都极力的去讨好，主动称臣纳贡。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找不到一个讨伐你的理由，师出无名也。

第二，根本看不上。

三千年以来，中国核心地区都是长城以南，而当时的东北，也就是山海关以外，那都是蛮荒之地，蛮夷之所。东北这种地方中国的皇帝都不是很重视，因为这里严寒，根本不适合农耕区发展，更为荒凉的朝鲜半岛自是无人问津了。如果朝鲜半岛比较富裕，或者至少像中原和南方一样适合农耕发展，那么早在秦始皇时期开始就会牢牢的控制下来，根本就不会让他独立。当年卫满朝鲜建立，汉武帝就是嫌弃那里太过荒凉，因此，才不予干涉，让其独立的，这个可以说是个根本的原因。

第三，经济利益。

几千年以来虽然中国很强盛发达，但是农耕文明的生产力也是很有限的，加上运输，那就更加的困难。因此，对于很多周边区域来说，占下来很容易，但是要长期的驻守那是很难的。首先最关键的就是补给问题，会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如同鸡肋的朝鲜半岛如果亲自管理，一旦当地人反抗，中原通过东北运输物资，还有长期的驻军成本都是很高的。而作为藩属国，朝鲜半岛又是很老实，年年纳贡岁岁来朝，因此，这种机制，相对来说更加的有益于国家。

是以，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占领高丽这块荒蛮之地的想法。

ok，你说的好有道理，我无法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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