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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淦女士的名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大家所注意了。尤其是《隔绝之后波表的时候，格外引起了大家的惊异。从那时起，她开始了创作生涯。三个集子《卷箷》（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春痕》（一九二六年，同上）、《劫灰》（一九二八年，同上）非常系统地表现了一个女性生活的全部过程，仿佛是一个女性青春时代的“自传”。

鲁迅曾说：“卷箷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鲁迅书信集》上卷100页）鲁迅不仅对书名作了解释，而且确切地点明了这几篇小说的共同主题。陆侃如先生在《劫灰》后记中说：“她的小说分集，大概视风格与题材而定。例如第一集的风格与题材可以卷箷二字与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表之。”

小说集在1926年出版时，共收四篇，再版时又加二篇，即《写于母亲走后》和《误点》。

四部短篇之间略带连续性，主人公姓名虽不同，但性格是一致的，前后情节也是连贯的。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写出了当时青年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及对爱情与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小说的女主人公大胆、热烈、坦率、钟情。她们自誓：“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女主人公身上潜藏着青春的生命活力。她们宣言道：

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

主人公是一个将毅然和传统战斗的勇敢女性，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但又是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她抗争之后，便一下子陶醉在爱情里，而不能自拔。

“一切，一切，世间的切我们此时已统统忘掉了。爱的种子已在我心中开了美丽的花了。房中——我们的小世界——的空气，已为爱所充满了。”

书中的主人公认为：“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她们视恋爱自由的获得，为一切幸福的基石，而人类幸福的源泉皆归至于恋爱。作者从这一点出发去观察社会，去描写他们。因此，小说主人公的思想，一方面是拼命抗争；一方面又陷于虚无。有着“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一面”。

“我诅咒道德，我诅咒人们的一切，尤其诅咒生，赞美死，恨不得把整个的宇宙用大火烧过，大水冲过，然后再重新建筑。想到极端的时候，不是狂笑，便是痛哭。”

这种单纯为热情所支配的没有社会依靠的自由思想，是作者世界观局限所投下的阴影。正是由于作者不曾感到经济生活困厄和少于与社会政治事业发生关联的缘故。

冯沅君的小说《卷箷》中的若干篇，主要取材于表姐吴天的婚姻悲剧。吴天是地主家的小姐，年青时，由父母作主，许配给另一家地主的儿子，表姐坚决反对，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此同时，表姐认识了北大物理系的同乡王某，两人产生了爱慕之情。母亲得知后，便把表姐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并不许她再到北京上学，表姐以绝食自杀表示反抗。当时，恰好吴天的两个哥哥从美国回来，借助哥哥的力量疏通了母亲的思想。经母亲允许，吴天得以回北京继续上学。冯沅君对表姐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全力给予支持。

后来，吴天的哥哥因自己在美国得到了博士头衔，便瞧不起没有博士头衔的王某。他把自己在美国的同学介绍给吴天，吴天坚决拒绝。冯沅君站在表姐一边，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她劝告吴天和王某一起参加河南教育厅“官费”留学考试。她的小说《旅行》正是取材于吴天和王某从北京坐火车到开封去参加考试的一段经历。

作者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并不是原样照搬。为了深刻揭露血淋淋的封建婚姻制度，唤醒更多的人投入妇女解放的战斗，她给予《卷箷》小说的结尾以悲剧的结局。

继《卷箷》之后，是小说第二集《春痕》。《春痕》的风格与题材“可以春痕二字及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二句表之”。陆侃如先生在《春痕》后记中写道：

《春痕》作者告诉我：《春痕》是五十封信，假定为一女子寄给　她的情人的，从爱苗初长到摄影定情，历时约五阅月。　……每一信里也许讲的两件事，故标题极难定；现在避难就　易，因以首二字命篇。

上述这段文字对《春痕》从思想内容到篇章结构，以至标题都作了透彻而准确的剖析。从这五十封信中，我们可以找出作者笔下的女性是怎样从勇敢精神变成沉郁性格的。《春痕》中的女主人公青春的火焰，好像在每一集中已经燃烧完了，这里留下的只是带汁的苦果。女主人公确实不象从前那样远离社会了，他们在社会上经历了许多坎坷和不幸，从恋爱中也得到不少的教训和相当的刺激。失败与碰壁的结果，女主人公变得忧伤、困惑，沉着而坚毅。

前也茫茫，后也茫茫，左右也无不茫茫，问天涯倦羽，更向何　处栖息？……吾性浪漫，悲喜无恒，高兴时乐而忘忧；愁苦时愤不　欲生。

我平生不喜欢算盘，同时也讨厌“没星称”。我不愿意为名利　鸡鸣而起，同时也不愿躲在象牙塔里。

此时，主人公所渴望的生活，具有浓烈的隐士风味，这也正是当时作者心情的写照。

春阴漠漠，春寒恻恻，今日天气大似江南。此种时节，宜小　病，宜清谈，宜推敲诗句，宜闲行山中，最忌忙碌碌地作教书匠。

正如鲁迅所说：

诚然，三年后的《春痕》，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Petofi　Sandor）题B·S夫人照像的诗来——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　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唱出甜美　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　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　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　集序》）

鲁迅十分惋惜勇敢、大胆的冯沅君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在当时女作家寥若晨星的文坛上，这样的情况又何止是冯沅君一人呢？

鲁迅的话是针对着冯沅君及其作品而言的，但又不仅仅是。鲁迅透彻地观察了中国当时社会的现状，也环视了二十年代的文坛，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文学固然要反映社会，但“宣传不是文学”的革命文学主张的真谛。

《春痕》结集之后，又将剩余的若干短篇，结集为《劫灰》。陆侃如写道：“独这第三集是若干篇风格不同题材各异的作品而成，想不起一个适当的命名，故即以首篇之命名全集，而题词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二句也只能代表首篇。总之，这一册是杂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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