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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在出版界，阎连科绝对是个话题人物。他的作品往往是要么获得主流文学界的大奖，要么就沦为禁书，而他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自2004年《受活》的风光后，因为某些原因，阎连科逐渐淡出了读者的视野——虽然这几年他从没有停止笔耕。

与阎连科仅有过寥寥几次的采访接触，但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位真正的大作家。平实，但富于坚持，一如他的文字。其实阎连科的作品并不适合大众阅读，反而更适合成为主流文学界的教学素材。他的文字内蕴情感而过于朴实，结构更失之于平淡。这些特点无不与当前快餐式阅读的要求相违背。

然而奇怪的是，正是这种被视为“纯文学”的作品，却每每能获得市场的青睐。如之前的《受活》，那怪异的结构安排和大量的方言却造就了当年出版界的年度热销书。而这次，阎连科首次将关注的目光从对民族精神的探索转向了自己的家族。

《我与父辈》是本很典型的家族自传小说，平淡的人物、平淡的回忆，乃至平淡的文字，整篇小说处处都打下了阎连科式的烙印。小说在作者一个又一个有点淡然的回忆中展开，回忆里的人物，与黄土高原上那些千千万万的劳作者们毫无二致，整个人生的目标，无非就是“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文中的语言上朴实的，但更是沉痛的。书中满布着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对亲情的感慨，每每让人于无声处梗咽不已。

这让我想到我们这些做晚辈儿女的，总是要把父母对我们少年的疼爱无休止地拉长到青年和中年，只要父母健在，就永远把老人当做当年三四十岁的壮年去对待；永远把自己当成少不更事的孩童去享受父母给我们的心怀和疼爱，哪怕自己已经是壮年，而父母长辈们已经步入老年的行列里。因为这种疼爱河流样源远而流长，我们便以为那疼爱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因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所以我们也并不把那爱放到心上去。许多时候，甚或把那疼爱当做累赘和包袱、当做烦琐和厌恶，想把长辈的疼爱扔掉就像扔掉长在我们背上的瘤。直到有一天，长辈老了、父母病倒了，我们才明白父母和长辈，都早已为了生活和儿女、日子和碎琐，精疲力竭、元气耗尽；而我们，也已经早就不是了少年和青年、不是了青年和壮年。

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做可有可无的水。到了这时候，我们想起我们原是父母的儿女了、是长辈的晚辈了。父母和长辈，在此之前，他们为我们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可我们，能做的一切却都不是为了他们。现在，他们年迈了，不能下田耕地了，不能到车间工作了。而陪伴他们的，只能是赋闲的无奈和一日日的衰老时，甚或从他们迎面走来的日子里，只能是疾病和死亡时，我们该明白我们的角色不光是自己儿女的父亲和母亲；不光是妻子的丈夫、丈夫的妻子；不光要为自己的事业、贪念努力和钻营，我们还应该把我们欲望中的努力拿出那么一丁点儿给他们；把我们十个指头中的二十八节指骨分出一节来，让他们使用和抚摸。应该让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这一生，是确确实实生过儿女、养过儿女、有着儿女的。

书中关于对父辈亲情的这段描述超脱了时代，直射入民族精神的核心，即使在当前，相信也能引发包括90、乃至00后年轻人在内的广泛读者的共鸣。毕竟，民族内蕴的东西，是真正超脱了时代和年龄限制的。城市化的发展，正逐渐拉远人与人的距离，即使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正被城市化的快节奏所消磨着。阎连科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将自己的悔恨与懊恼娓娓道来，一个个平淡的字语，都化为一根根利针，刺入每一个读者的心田。

浦东时报雷俊

2009…4…23

《我与父辈》：伦理的忏悔

——读阎连科《我与父辈》

一次阅读，仿佛一次坠入伦理悬崖的感受——这是阅读阎连科的《我与父辈》最突出的感觉。《我与父辈》让你心悬一线，让你深深伤痛、让你受到心灵的震颤之后，开始一种心在悬崖般的自救和慰抚。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对我而言，正是这样一部让我深深沉浸进去而又难以自拔的作品。这部以作家本人完全的自传和家族日常的坎坷描述的长篇散文，与其说是阎连科对他和他的父辈生活的一次最真实的讲述，倒不如说是他的伦理与精神的最真实的一次忏悔和歌颂。

阎连科的小说大多在现实的背景下讲述荒诞奇异、华丽奇谲的故事，十几年来，他的每一部小说都让读者惊讶、愕然与争论，使之成为“中国最有震撼力也最受争议的作家”。而他的这部长篇家族描述，则更能够让我们直接触及到作家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感受到作家的伦理活动与伦理中灵魂的颤抖。我们从《我与父辈》的开卷之初，到书的末页尾句，那种一以贯之的、浓浓的自我忏悔，仿佛一条带着家族血泪和无限温情、纯情的涓涓河流，时而缓且丽然，时而湍急悲伤，其全文中的质朴和诚恳，字字句句，都让读者动容动心。恰如作者在开篇就诚诚恳恳写下来的：

“也就那一刻，我为我的写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

因为：

“我隐隐感觉到，似乎我的写作是一件与他们无关的事”。

在我们看来，最应该让阎连科骄傲的写作，在他一个妹妹的问题面前，反而成了让他自我忏悔的触发。

这是一个以诚实立足天下的作家的写作；是一个把诚实放在《我与父辈》的精神首位的一次书写；是一个还固执得把自己的身心放在出生与成长的乡土之中的人的伦理写作。唯有面对读者，以诚实为本的人，才能够、并敢于在文字中那样诚恳的撕开内心，袒露灵魂；也唯有把自己放在旧日乡土中的固执者的写作者，才能在今时今日，开始一种坦荡的忏悔。而如果说散文也有主角的话，我想，在这部《我与父辈》中，主角其实不是阎连科，而是他的父辈。那些被他在文中以连绵的忏悔去面对、以饱满却又节制的情感去歌颂的人——那个使阎连科心怀歉疚、自觉亏欠良多的父亲；那个“偏僻乡村的农民，极尽平凡和卑微，可又是一个堪用超凡去形容的尊贵的生命和尊贵的人”——他的大伯和大伯家的儿女们；以及如阎连科所说：“骨子里，有着太多如我一样的懦弱和沉默”的四叔等。这些让阎连科忏悔的父辈们，在阎连科作为儿子、侄儿为他们书写时，使阎连科在伦理的忏悔中显出了刀刻般的真实和印痕，也在《我与父辈》极尽委婉、极尽质朴的叙述中，父亲、大伯和叔叔，闪耀出了父辈、农民、人——那种生命无限的尊贵和高贵。

乡土与父辈，是阎连科的自卑，也是他的自尊；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失落。当然，这或许是很多从农村出来的人共有的经验。乡土带给了他们先天的不公，也带给了他们更多的故事、更刻骨的经历、更强烈的情感，一辈子都咀嚼不尽。但是对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摆脱了乡土、进入了城市的人，这种经验会渐渐被有意无意的消磨、淡忘掉。而对于阎连科，这种经验似乎随着他的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厚而愈加强烈。所以，他能举重若轻得写道：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

又能分外沉郁地写道：

“可他的子女们，那些出生在八十年代的一辈人，将无法明白他的父辈们，是如何的为了生存而奋斗，为了婚姻，而丢掉了做人的尊严。”

而这一切，历经过父辈故事的阎连科是明白的，所以他才自我忏悔，它才歌颂父辈。也因为明白那些一生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的父辈，甚至今天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阎连科才能一次又一次那么平静得写到父辈们的故去，是“到另外一个世界躺下来，静等着他们子女随后的跟随和团聚”。

阅读《我与父辈》时，让人想起阎连科在写完《风雅颂》的自述。他说，通过几十年的“漂泊”与“奋斗”，他在城市里拥有了户口、房子、妻子、孩子，却感觉自己的家原本是不在这里的。他的家是在生他养他的河南农村。可回到家乡之后，却发现一切皆已面目全非，“家非所家”。我想，如果说现实中的家乡已经不能给阎连科的灵魂带来安宁和轻松，那么这次《我与父辈》的书写，是不是阎连科通过真实的经历与文字最大限度的真诚结合和忏悔，使他在伦理和精神中力图找回他心灵中可依可靠的那个“温暖的家”。这份在我们时代中久违缺失的温暖的家，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现代人的一种缺失和寻找。而作家的这种伦理上无尽的悲伤与忏悔，其实也正是我们所有做儿女的人，共同向父母大人的一次歉疚的表达和忏悔的鞠躬。

——《我与父辈》，是所有读者的“温暖的家”。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虞金星

阎连科的底线

——评阎连科散文《我与父辈》

阎连科在当代文坛素有“虎痴”之称，原因在于他将小说当成“拿头撞墙的艺术”，敢于直面现实，横扫千钧，敲碎重重禁忌。这使他常常被公众想象成一副怒发冲冠、横眉冷目的模样，而见过阎连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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