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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部分（第2页）

聂华苓把包括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短篇小说《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等在内的《台湾轶事》奉献给故乡的读者，这使我们具体地了解了作者的爱国之心和一大批游子的思想感情，以及台湾那个社会。

她的代表作之一《失去的金铃子》是于1960年在台北写的，并在《联合报》上连载。那时，由于雷震事件，形成了她一生中最暗淡的时期：“恐惧，寂寞，穷困”，像三只饿狼一样困扰着她，威胁着她。但她以巨大的毅力埋头写作，没想到这部长篇小说竟成了她和外界默默沟通的工具。《失去的金铃子》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台北的学生书局、文星书店、大林出版社都曾陆续再版数次。暗夜里，读者给了她光明；孤苦的心，得到了安慰和温暖。她，更加振作起来！

《失去的金铃子》里的中心人物是苓子，通过她的庄严而又痛苦的成长，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

这部小说，写得冷静而深沉。小小的三星寨连着全国，那里的男男女女都是社会的细胞。小说一开头，作者便以浓重之笔，在读者的心里绘成了一个暗淡的时代：

我站在三斗坪的河坝上，手里提着麻布桃花口袋，脚边放着一捆破行李卷。妈妈并没有来接我。我由重庆一上船，就是惊险重重：敌机的轰炸，急流险滩，还有那些不怀好意的眼睛。

……漠然流去的长江，夏夕柔软的风，一股血腥、泥土、阳光的气味。谁都有个去处。至于我呢？

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是照应的，这不纯属技巧问题，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当苓子离开三星寨这个小小社会舞台时，“我”（苓子）和妈妈有几句精彩的对话和描写：

……“到什么地方也没有自己的家。”

“这样才好，妈妈！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妈妈的眼睛盯在我脸上，搜索了一阵子，然后掠过一阵喜悦和惊异，还透着点忧郁。

“嗯，长大了，真的长大了！”

我微笑着，没有作声。河坝逐渐模糊了。茶馆、面摊、小饭馆、卖纤绳的小铺子、岸边大大小小的木船、伤兵、纤夫、挑水夫……全模糊了。那一股霉湿、烂木料、枯树叶、火药、血腥混合的怪气味也闻不着了。我在战乱中走过许多地方，每离开一个地方，我都认为我会再到那儿去。仿佛人生是可以自由安排的。只有这一次，我离开三星寨的时候，我知道永远也不会再去了。生命有一段段不同的行程，走过之后，就不会再走了，正士。同我的金铃子，失去之后，也不会再回来了。

开头和结尾都是令人难忘的。战争给社会带来创伤，三星寨是当时现实的一个缩影。社会环境塑造了“人”，他们在多变的社会中生活着，希冀着……

《失去的金铃子》写的全是平常的人和事。小说通过主人公苓子的成长，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除了苓子外，还有尹之舅舅、寡妇巧姨、丫丫、庄大爷、庄家姨婆婆、郑连长、新姨、黎姨、黎家姨爹等等，他们都是好人，都同在一个天地里生活，“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望和希求，每个人都各自被某些飘忽的东西所迷惑，所愚弄；他们每个人最后都失望。”（叶维廉《中国现代作家论·评〈失去的金铃子〉》）

小说是要含有矛盾和冲突的。“但使本书成功的不在这些人之间的冲突，而是由于作者把冲突隐藏起来。作者在呈露角色时用着极其自然、幽默及毫不急迫的进度，而又不强调任何明显的冲突。一切事物看来那样静态、那样调和；然而，由于作者有一种捕捉气氛的独特的能力，把思想、行为和极其不同的两代之间存在的气氛呈现于读者的感受网中，使读者在表面祥和的生活中，意识到某种必将引起冲突的恶兆。所以当这个表面和谐的家庭开始破碎时，读者就能深深地共感其哀，而作者东一把西一把的印象派的笔触此时都能相互的产生有效的和鸣作用，使整个悲剧的情况加深。”（同上）

《失去的金铃子》的故事多半是聂华苓从母亲那儿听来的。她在《苓子是我吗？》一文中说：“我常常捧着一杯茶，坐在她卧房的椅子上，听她闲谈往事，琐琐碎碎，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我忽忽悠悠地听着，也许根本没听进去，人的思想有时真像有鬼似的，要抓也抓不住，东飘一下，西飘一下。……我常常在这种半睡眠的状态中，突然为母亲的一句话震动了，清醒了。《失去的金铃子》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得来的。……抗战期间我到过三斗坪，那时我才十三岁（小说中的苓子是十八岁），没想到多少年后，那个地方与那儿的人物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儿去重新生活。也许就是由于这份渴望，我才提起笔，写下三斗坪的故事吧。在回忆中，我又回到那儿，又和那些人生活在一起了。我仿佛又闻着了那地方特有的古怪味——火药、霉气、血腥、太阳、干草混合的气味。”

聂华苓在三斗坪那段生活，成了她进行创作的一个源泉。当母亲讲三斗坪的人和事时，原来思想里蒙昧的东西，得到了印证，都清晰起来，早已沉入灵海深处的人、物、事，都被钩了出来，活了！当即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立刻就照着故事的本来样子写出了大纲。“我不单单写那么一个爱情故事，我要写一个女孩子的成长过程。”成长的过程是庄严而痛苦的，是主人公在与现实搏斗中一场无可奈何的挣扎。为了陪衬巧巧的个性，作者才“加进一个狂放、野性的女孩子。”

法国文学批评家蒂波岱（Thibaudet）关于小说创作讲过几句颇为精彩的话：

真正的小说家用他自己生活可能性中无尽的方面去创造他的人物；冒牌小说家只按现实生活中唯一的途径去创造人物。小说家的天才不是使现实复活，而是赋可能性以生命。

实际上，这正是我们常说的：所谓文学作品，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只能是生活的再创造，而决非现实的照像或翻版。创造，是创作的灵魂。聂华苓说，她就是照蒂波岱这段话来创造苓子这个角色的。

聂华苓将小说写好后，它的真正面目已与原来的大纲相去甚远（对于创作来说，乃属正常现象）。她说：“三斗坪成了我自己的小天地，那些人物也变样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始终是那么胆小地揪住现实……”她还说：“文学除供人欣赏的乐趣之外，最重要的是使人思索，使人不安，使人探究。”是的，看完《失去的金铃子》，读者会有不同的思考和探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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