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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当公司感到压力、出现问题时，它们的选择余地比美国工人大得多，”主持这项调查的迈克尔波特教授说，“公司能找到办法渡过难关，它们可以通过迁至海外——84％的公司已经成立离岸公司——或采取降薪政策渡过难关。”

“虽然整块蛋糕越来越大，但很多人能分到的分量却缩小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主任约翰范雷南说，“嘴上说说继续接受教育容易，可如果你已经年过半百，真正做起来就太难了。最近的15年里，中产阶层吃的苦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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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中国综合征”

《中国综合征》（“TheChinaSyndrome”）是一篇于2011年发表的论文，主题是“中国贸易的影响”。三位经济学家强强联手完成了该论文，他们是：戴维欧特、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这一研究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它标志着学术界的共识发生了转变。美国经济学家讨论日趋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起因时，倾向于选择技术作为主导原因。但是，在分析美国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详细数据后，《中国综合征》的作者认为，全球化——尤其是同强大的中国进行贸易——正对美国蓝领工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保守估计，这是造成同期美国制造业就业总数下降14的原因。”

“中国综合征”的负面影响远远不止导致美国工人的失业。在其波及的社会中，工资下降（尤其是在制造业之外），甚至一些人停止寻找工作。结果，“家庭平均收入大幅减少”。“山姆大叔”（美国）也在劫难逃，特别是在助残补贴大幅增加之后。？米？花？书？库？ ；__

欧特、多恩和汉森三人并非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们挑战了“全球一国”的世界观，并犀利地提醒我们，贸易的成本和收益没有平均地被分摊。他们的研究发现没有违背自由贸易的观点，而是“强调了贸易的分配结果”。

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讲，分配产生的影响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在顶端，工作变得更好，工资更高；在底层，低技术、低收入的工作没什么变化；而曾经向美国中产阶层支付薪水的中层工作正逐渐消减，形成中空。马尔腾戈斯和艾伦曼宁描述了在英国发生的相同现象，并指出劳动力市场正“两极分化成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

最近有一项调查是关于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对于直接就业产生的影响，其专门研究了这些“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揭示出曾经的一些中层工作已经消失。三名学者格雷格林登、贾森戴德里克和肯尼思克雷默完成了此项研究。他们在最近的两篇论文中研究了iPod是如何在全球创造工作机会和利润的。他们发现：2006年，iPod在美国境外雇用的人数几乎是在美国国内的两倍——在美国的人数是13920人，在美国境外多达27250人。

也许你不会对这一数据感到惊讶，但如果你是美国人，就会有点儿担忧了。因为从奥巴马总统到2012年总统候选人里克桑特拉姆都曾力挺苹果公司，作为一家展现美国魅力的典型公司，苹果公司将解救美国的就业危机，它也是美国极其善于培养创新家和企业家的一大明证。可是，这些思想超前、勇于探索的公司在美国境外比在国内更有效地促进了就业。

你不必阅读这份关于iPod的研究也能想到有许多海外工人是在中国。在美国看来，如今中国仿佛是一个超级庞大的亚洲巨人，值得一提的是iPod在海外的员工将近一半在中国——12270人。另外，有4750人在菲律宾，相较于中国的13亿人口、菲律宾的9500万人口，菲律宾比中国更得益于史蒂夫乔布斯的天才经营。这一点值得强调，是因为一些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喜欢将美国的经济困难归罪于估值偏低的人民币和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苹果公司的例子中，这两项只是次要原因。

下面的事实可能会令你惊讶。即使大部分iPod岗位在美国境外，其大部分工资仍留在美国国内。那13920名美国工人的总收入接近7。5亿美元。相比之下，27250名非苹果美国公司雇员的总收入不到3。2亿美元。

当你观察美国国内iPod劳动力的构成时，这一差别更为显著。iPod超过一半的美国员工（7789人）是零售以及非专业性员工（办公室支持人员、运输和分销工人，等等），他们的总收入仅为2。2亿美元。

苹果创新的大赢家是美国的6101名工程师和其他一些专业员工，他们的总收入超过5。25亿美元，是本土非专业员工收入的两倍多，大大超过了所有在美国境外工人的总收入。这才是“美好的”高薪工作，而其他工作则是“劣等的”。

为什么美国对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心态如此矛盾，苹果公司的例子就是一个缩影。美国平民主义者担心美国最卓越的创新产品会在国外创造比国内更多的工作岗位，这样的担心显然是对的。事实上，现实可能比这些平民主义批评者们所认识到的更加灰暗：iPod超过一半的美国国内工作岗位都是低薪资、低技术的。

但是美国也有赢家：苹果的工程师和其他专业员工，他们漂亮的工资单中含有公司扣除廉价的海外劳动力成本收获的最终利润。苹果公司的股东收益更好。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林登、戴德里克和克雷默发现iPod创造的金融价值的最大一部分归苹果公司所有。虽然iPod是在中国制造的，但制造方的金融附加值“非常低”。

富裕的国家可以继续保留一些制造类岗位，当然这么做意味着这些工作将更加“劣等”。例如，2012年，美国卡特彼勒公司与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的一家机车装配厂的工人发生了劳资纠纷，我们来看一下卡特彼勒当时的做法。卡特彼勒公司在美加边境的南面——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拉格兰奇也有一家工厂，里面的工人生产钢轨器械，但他们的工资和福利不到那些加拿大工人的一半。你可以说那是加拿大工会的胜利，表明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更好地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但是，卡特彼勒对此的回应是关闭机车装配工厂，让薪资更高的加拿大工人停工，并将一些生产线迁移至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曼西。通用电气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大张旗鼓地将一些制造岗位迁返美国。2011年开张的北卡罗来纳州工厂，其工人平均小时工资是18美元，仅为老工厂里工会工人所挣的一半。

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认为，这显现了西方国家工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杰出成就背后的阴暗面。米拉诺维奇预测，西方国家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收入差距意味着巨大的移民压力，因为人们会迁移到收入更高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全球商品和资本比人的流动更为自由的时代，其结果更可能是工作岗位转移，而非移民。

第二次“镀金时代”中出现的这种紧张局面，在安德鲁卡内基所经历的第一次“镀金时代”里也出现过。当时，卡内基也觉察到了社会正向贫富两极分化。“在竞争法则下，雇用几千名员工的雇主不得不在经济上精打细算到极致，付给劳工的工资经过了精密地计算，因此雇主和雇员、资本和劳动力，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经常会有摩擦。人类社会的同质性消失了。”卡内基认为，资本主义要求雇主同工人进行最艰难的讨价还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长期以来一直是强调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卡珊德拉。当我向他提及此事时，他几乎欢呼起来，并立即拿出了论据。“经济理论阐示得十分清楚，”他说，“当你将完全不同的国家放在一起比较——比如中国和美国——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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