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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部分（第2页）

直伸向老远老远的地方

那里有炮火激响。

我的马背好了鞍子挂在路旁

它心急地吹着鼻子

敲着前蹄。

我是刘伯承将军的老战士

我曾经跟着他把日本强盗杀死

我必须跟着他打倒卖国贼

我跟着他习惯了胜利。

我懂得胜利的诗要用英雄的血来铸成

我懂得那诗里要有自己的血

我的亲属、爱人和朋友就更光彩。

现在我要出发到火线

再有一分钟我就跃马扬鞭

我的美丽的夏日的清晨

将被我保护得更美丽

我的嫣红的花要为我怒放到凯旋……

这首感人的诗，和那些爱呀恨呀的爱情诗不同。这是一个战士扑向枪林弹雨前向自己亲人的表白。关于这首诗，曾克对我说：“这首诗是1947年夏天柯岗在平原到前线之前写给我的。当时我们并没有结婚，也没有想到结婚。因为何岗也是已婚的人，他妻子是我最知己的同学，因此，虽是血与火的战争岁月，也不可能失去理智。但我们很明显地彼此相爱着，因此他才将这诗给我。”直至1950年，曾克与黑丁的感情疏远了，柯岗妻子的感情也转移了，他们才正式结婚。曾克在给我的信里说：“我和柯岗从相爱到共同生活，虽然坎坷多难、分离时间多，但通信却少。就是那些不多一些信件，也在文革十年中毁掉，所能珍藏的只有他写给我的这两首诗。”曾克所说的两首诗中的另一首诗，就是1952年5月柯岗从西藏高原归川途中遇雀儿山雪崩路断滞留德格，偶见白发丛生，拔除三株，置于云南昆明花都寄来之红花袋内，信手自题，藉记心痕的《雪山情思》：

红花白发共一包，春霄酷寒情梦扰，雪崩路断行不得，冰封　三月音信杏；边疆雀懒误家书，寄语万里阳关道，遥祝花都春长　在，五月高原花开少；形影憔悴思情浓，扬骨天涯爱难消，卫国爱　家生命任，云端峭峰人可到；夜间孩啼唤爹娘，惊魂白发似秋草，　且将白发件红花，红花白发慰寂寥；关山重重自题心，心随冷月　上树梢，但愿冷月识真情，抛寄我心莫辞劳。

这诗的字里行间仍然是战士的浩荡情怀，虽然更多了些亲情。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展西南地区的文艺工作，曾克转业到地方；自1950年至1978年，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及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一二三届理事、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她在担任党和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到工厂、边疆、海防部队深入生活，创作了不少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同时又完成一些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

五

像许多作家那样，文化大革命给她一家带来的是灾难。柯岗无辜地遭受四人帮的逮捕和杀害（未遂），虽然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柯岗留下了严重的残疾，尤其给他们一家人的精神上留下了不可治愈的创伤。曾克的全部作品遭禁，书的封面上统统用大黑笔涂写着“黑书，禁阅！”的字样，写作更是寻找不到那份自由和空间。由于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理想、事业、信任、理解的基础上的，所以，他们才经得住生死的考验。曾克说：“我们生死相依，风雨同舟，四十多年来，经历了许多坎河和生离比别的痉和考验。也许，这就是人生。

1978年，雨过天晴，春满人间，这是曾克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恢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小组党组成员。参加中央军委组织的《刘伯承传记》编写工作，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艺术委员会顾问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和《中国风》杂志社长、主编。

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曾克用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个和汗水，辛勤耕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自1938年以来，她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上》（1938年，武汉上海杂志公司）、《铁树开了花》（1950年，天下图书公司）、《光荣的人们》（1950年，上海杂志出版社）、《走向前线》（同上）、《挺进大别山》（1950年，华中新华书店）、《计划及其它》（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挺进大别山》（新版；199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小说集《边疆》（与柯岗合著；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新人》（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同成长》（与柯岗合著；1957年，作家出版社）、《前仆后继》（1963年，辽宁文艺出版社）、《第十四个儿子》（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散文集《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与柯岗合著；1951年，重庆人民出版社）、《遥寄祖国的孩子们》（19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曾克散文选》（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水晶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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