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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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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媒体，有关太空政策的决策制定出来以前，就连在政府内部进行的分析和辩论也少得可怜。意识形态以及所谓武器化反正“无可避免”的调门儿压过了严谨的分析。兰德公司（RAND）分析员卡尔·穆勒（Karl　Mueller）称，所谓“无可避免”的假设是“基于鸡零狗碎的证据和逻辑，推论是如此流俗，以至于只适合电视上的脱口秀节目，而不能作为国家决策的基础”。事实是很重要的，不幸的是，实事求是现在可不合时宜。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主席艾德·克兰尼（Ed　Crane）写到，布什总统没能对美国社会保险部门实施私有化的原因在于布什过于关注“偿付能力、转移成本、没有资本的信用以及偿还率等实际问题”。他建议白宫将社会保险部门私有化变成一项“情感事业”，这一做法能够使辩论偏离对数字和事实的苛刻审视。太空政策方面也很流行同样的战术。

美国公众在多大程度上会拒绝事实和科学？很明显，程度很大。但是，感性与激情本来就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讲求实际而且明智的实用主义也是，这才能将梦想变成现实。也许武器化的鼓吹者能够提供强大的证据，在这个国家开始从事太空武器化之前，他们应该这样做，而且，在美国走得更远之前，他们现在就必须这样做。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有选择的，而且应该选择最符合美国长期利益的方案。

似乎国会、媒体和公众就是不愿意知晓美国在空间政策上正在转入新方向，也许是因为他们在全球反恐战争、伊拉克、社会福利、健康食物以及其他一大堆强烈的公众关切方面已经疲于应对了。那场反恐战争在2006年被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定性为一场“长期战争”。此外，消费主义也难辞其咎—人们太胖，太兴高采烈，以至于没空去关心这些问题。太空武器是如此遥远，如此专业，如此难以设想，还是不去理会为好。也可能电影使得公众认为太空武器不过是小事一桩。无论如何，那些渴望太空武器化的人绝不仅仅是乐于见到公众继续置身事外，使鼓吹武器化的论调逃避审查，用军事行话来说，就是“在雷达下边飞行”。2005年5月《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文章说，太空武器化激起了媒体短暂的兴趣，不久以后，我受邀参加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NPR）的两档节目，就此话题进行辩论。据两个栏目的制作人说，他们谁都没能邀请到军方代表来电台澄清或者支持空军的立场。沉默固然是金，公众的兴趣亦如浮云。然而，只是引起公众注意的潜在可能便足以使白宫在新太空政策的内容上三缄其口，不再公然表示支持武器化，开始闪烁其词。

但是，对此必须进行讨论和辩论。我主张，太空武器至少在近期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我认为，美国政策和为落实这些政策而进行的项目投资的最终目标是，确定并实现美国真正的最佳利益。捍卫美国太空资源的其他方案根本没被思考过，不管采取怎样的方式去保卫美国的太空资源，公开辩论和公众讨论都是关键。正如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说的那样，“如果美国历史只留下一个清晰的教益的话，那便是广泛而自由的辩论是保卫美国人民的繁荣、前途、自由和安全的最佳方式”。如果支持某一论点的论据是坚实的，辩论就一定受到欢迎。通常只有那些最具意识形态和宗派色彩的论调才回避辩论，对异于己见的行动方案连想都不愿意想。美国应该表现得比这个更好些。此外，辩论也不应仅仅集中在太空的军事方面，也应该包括其他方面，如载人航天事业的未来。

由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必须发挥全球战略领导作用，感谢上帝，美国采取行动的资格出类拔萃。美国不仅具备号令全球的军事实力，而且这种实力已经得到了验证。正如前总统里根所说的那样，美国是其他国家希望仿效的“山巅闪光之城”＇1＇。美国人登上月球是因为他们做得到，美国人敢为天下先。但是，现在美国却打算放弃里根总统勾画的领袖形象，包括在载人航天领域的领袖形象。显然，如此行事是要以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为代价的。

现在是美国全面检视她的太空未来的时候了，不能将问题缩窄到载人航天项目和军事航天项目上。建立和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对于其他的事情具有直接而至关重要的影响，太空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是如此重要，不能听之任之、漠不关心或者让少数人决定其命运，现在就应该开始辩论。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1）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

在国际舞台上，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爆发冲突而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国家渴望冲突时，这就是所谓安全困境。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当国家出于恐惧而采取行动时，其行动通常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不幸的是，根据杰维斯和其他人所描述的安全困境的所在以及怎样发生的条件，当前的太空形势已经达到了危急程度。相应地，国际太空参与者的行动，特别但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的行动，用安全困境分析的眼光衡量，便更容易理解了。

在杰维斯的研究中，国际互动模型仿照了卢梭的“猎鹿博弈模式”和经典的囚徒困境。在猎鹿模式中，有关参与方如果能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努力，便都能获益，因此应该动员他们向这一目标努力，而不是允许他们犯错，去追寻不怎么合意的目标，从而使有些参与者完全不能获益。然而在太空活动方面国际社会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目标是值得怀疑的。“9·11”事件”后，五角大楼认定美国处于一种安全上的不确定状态，其安全有赖于她的能力和适应力。这种说法现在已无处不在。太空则是这场存亡之战中美国战斗力的首要来源。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太空是一种战略资源。但是，这种简略说法非常含糊。太空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战略资源，然而其含义却完全不同。在战略层面，太空资源是在军控核查和早期预警当中起作用。太空使远距离连接和搜集情报、改善教育、扩展医疗资源、增加就业、环境监控以及其他事项成为可能。这种能力对所有国家显然都具有战略价值。然而对于五角大楼而言，“战略”这个词越来越经常地等同于“军事”，太空资源则越发经常地被用于战术层面。

鉴于对如何界定所有国家的最佳利益并无单一而简易的解决办法，囚徒困境可能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模式。在囚徒困境模式下，不和其他人合作，既有进攻性的动机，也有防御性的理由。美国目前在军事太空能力方面处于最强有力的地位。保持这一地位至关重要，这一点在现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了反映，美国政府认为军控合作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其可能会限制美国在锻造或者使用太空军事能力方面的灵活度。此外，由于太空技术的双重用途特性所带来的特殊挑战，特别是诸如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卫星成像技术所具有的军事和民事通讯价值，美国更有理由拒绝与任何她认为是潜在威胁的国家开展合作。如果一个国家倾向于将另一个国家视作对手或者潜在对手，这种心态便会影响到对对方意图的判断。因此，中国的太空计划便成了美国特别感兴趣和关心的事情。

在安全困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方面，一个主要的变量是保护国家—在太空这个问题上，也就是保护国家的资源—的武器或者政策是否应该是完全防御性的。在太空资源问题上，形势加倍复杂，因为资源是不是一种武器非常难以界定。很大一部分太空资源被认为是具有双重用途的，既有军事价值也有民用功能。摄像卫星本身是中立的，其生成的图像是用于确定武器打击的目标还是用来监控农田决定了这个卫星到底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技术上的模糊对定义双重用途技术以及确定何时以及如何控制这种技术方面存在的分歧具有重大影响。大多数世人认为通信卫星是一种传播信息、推广教育和促进民主的工具，但美国当前的政策却将之视为“敏感技术”，意味着这种技术具有军事价值。结果是，这种技术在出口方面和受控武器出口被归为一类。一旦所有的军民两用技术都被分门别类—假如做得到的话，那么就必须将某种军用技术是更接近于进攻性的还是更具防御意义的考虑进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2）

以另外一枚飞行中的导弹为目标的导弹（导弹防御）也可以用来瞄准轨道卫星。实际上，后者在技术上还更容易一些，这是因为卫星是环绕着已知的轨道飞行的或者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并且是一个黑暗背景下的明亮物体，发现这样的目标要比发现一个移动目标容易。从技术角度来说，将导弹防御系统设想为一套进攻性的反卫星武器（ASAT）并不困难。杰维斯曾专门谈到了反弹道导弹技术：

“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之间存在差别的一个有利结果是，如果所有国家相对于军备竞赛而言，更支持维持现状，显然，达成的军控协定便会是禁止进攻性武器的协定。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协定非常罕见—《华盛顿海军协定》（Washington　naval　agreements）以及对《反导条约》（ABM　treaty）的敌视可以被视作样本，这表明要么国家并不总是愿意保障其他国家的安全，要么在区分进攻或者防御武器方面非常困难。”

意在禁止进攻性技术的《反导条约》揭示了技术的模糊特性。

甚至当技术不是问题的时候，其他诸如意图和动机之类的事情也必须得到考量。太空探索从来不是太空事业唯一的事情，甚至连首要的都不是。其他的目标总是与之息息相关的，外交政策通常便牵涉其中。冷战时期，自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已降，历任美国总统都通过炫耀技术可靠性和技术能力将载人航天作为提升美国政治威信的杠杆。太空探索只是第二位的。其他的提升威信的方法也曾被考虑过，包括大规模的海水淡化工程，但最终都没被采纳。航天代表了最前沿，提供了最崇高的技术威信。

今天，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太空依然位居首位，为什么美国没有在生物技术领域通过支付和载人登月或者登火星计划一样的费用来对抗传染性疾病或者消除饥饿来积极展现她的全球领导作用？原因有三，首先，太空探险目前只有通过政府注资或者扶持才能成行，也许有一天，人们可以乘坐美洲航空（American）、维京航空（Viking）、日本航空（JAL）或者其他一家国际联合航空公司飞往月球，但今天肯定不行。原因是费用太高，而且规则过于复杂和严格—至少如果美国参与其中的话，必然如此。然而，私人资金却正在致力于对抗疾病，如比尔·盖茨和美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专注于对抗结核病、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倾心于对付脑灰质炎，许许多多私人基金会则在与饥饿搏斗。实际上，问题的一部分只是如何整合他们的力量。其次并且与之相关的是，其他国家已经开始了太空活动，而且太空活动必然会带来安全方面的影响。由最强有力的太空玩家，也就是美国来促使其他国家以和平方式开展活动是适宜的。最后，太空旅行具有强烈的未来意味。被看作是进入一个积极的未来的领袖，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就像“阿波罗”（Apollo）计划实施期间那样。

美国航空航天局1960年提出了“阿波罗”计划，计划一直持续到1972年＇1＇。该计划是对俄罗斯航天成就大张旗鼓的和平回应，但是美国同等重要的军事太空计划也在同期进行。20世纪60年代，军方忙于改进导弹发射技术和间谍卫星技术，以更好地监控与世隔绝的苏联政权。政府和私人部门都在开发通信卫星技术，将世界连接起来。当时太空事业的三大部门—军事、信息技术和太空探索，今天亦复如是。实际上，因为前两项变得非常重要，而且所有国家都认为太空技术本质上是用来拓展和保持国家实力的，安全困境便由此形成。对于美国而言，太空力量便是一个军事词汇。但是这一力量也有其经济和政治因素，军事力量只不过是最明显的而已，并且，最近以来还最依赖于美国的技术。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德国、美国和前苏联的军事部门最先制造了火箭设备。火箭只是后来才被用作太空运载工具。就此而言，美国军队当前对太空的兴趣，以及对其战地价值的重视，既不新鲜，也不令人惊奇。美国决心在太空扩展其主宰地位导致了安全困境的加剧，然而，这种说法值得仔细审视。杰维斯指出，国家会严重低估他们对其他国家产生威胁的能力。此外，国家还存在着扩展这种能力的动机。美国的决策者必须考虑这种扩展最终是有助于还是有损于使美国更加安全。扩充美国的军事力量据称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经过严谨的分析，而且肯定没有把同时存在但资金不足地位次要的载人航天活动考虑进去。

人类航天活动的历史相对短暂，但其本质使得这一活动非常复杂，充满了复合性的动机，无规律的发展历程，跨学科的需求，组织上的条块分割，以及国际合作与竞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问题只会益发严重，这是因为太空技术不断成熟，而且其广阔的价值得到了承认。

首先，常规军事力量得到太空资源的加强可以显著地提升军事综合力量，这使得太空资源被视作力量倍增器，作为军事术语，这意味着改进技术获得“力量强化”的能力。为导弹配备全球导航技术能使导弹惊人地准确。这便将太空设备变成了一种军事战术资源。技术现实已经扩大了军事部门在通用政策讨论中的发言权，太空政策方面尤其如此，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其次，美国对太空的军力价值关注持续提升之时，正是世界的其他部分认识到太空技术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之日。20世纪60年代，欧洲人论证了太空项目可以引领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则带动了产业化，产业化刺激了经济发展。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对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知识在新千年所发挥的作用。2003年欧盟的一份报告称，太空技术对于发展和维持知识型社会至关重要。大多数世人都认为信息技术以及技术提供的联系作为太空资源的收益，是全球化时代所有公民的整体财富，并由此认为如何使用这笔财富属于国家安全事务。很明显，这和美国对太空的国家安全作用的观点截然不同，美国的观点首先便是建立在太空能够提供军事利益的基础上的。

再次，布什政府似乎接受了如下观点，太空“不可避免地”会在天空、陆地、海洋之后成为“第四战场”。这一主张见诸于2001年拉姆斯菲尔德任主席的太空委员会的报告。接受这一观点要求美国要为此预作准备。太空资源被看作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不但要充当“力量倍增器”，还要提供“太空控制”。后者意味着“能够遂行战斗或战斗支援行动，以保证美国及其盟国拥有太空行动自由，并且在得到命令的情况下，阻止敌国的行动自由”。

由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已经和太空拴在了一起，保护太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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